個人所得稅作為一種直接稅，是許多國家普遍采用的稅收制度。人們期望個人所得稅能夠發揮出對居民收入再分配的良好作用。然而，實際上，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并未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甚至有研究認為個人所得稅不僅沒有改善收入的公平分配，反而惡化了收入的分配狀態。要求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呼聲不絕于耳。

目前，大多數的改革意見都集中在稅制完善本身，而鮮有從收支相連的財政邏輯來思考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如果個人所得稅是為了改善收入分配狀況，那么應該將取得的收入用于何處？應該如何公平地在不同收入的納稅人之間確定負擔？

按理說，征稅總有目的，而且這個目的還必須獲得公眾的普遍認可。盡管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都沒有關于此稅開征目的的法律表述，但是大家似乎都認為開征個人所得稅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既然如此，這種稅的收入就應該用于我國最貧困的人群，而不是用于一般的公務開支。

最近，國家決定在2020年要徹底解決7000萬貧困人口的宏偉目標，這需要一筆巨額財政資源。我們是否有可能把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全部用于實現這個目標呢？據查，2014年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為7377億元，如果按每人每年補貼1萬元計算，7000萬人所需要的補貼總數正好是7000億元，這樣就能實現收支基本平衡。通過這樣一個簡單的收支對照，就容易使個人所得稅顯示出其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具體含義和精準的資助對象，而不是籠統、模糊的“縮小收入差距”。

當然，改善居民收入分配，除了應將個人所得稅收入專款用于救助最貧困人口外，還應在稅制設計中按照“量能負擔”原則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納稅人中合理分配稅收負擔。我國的個人所得稅自1980年立法實施以來，雖然有過多次修改和補充，但是分類征稅的模式一直沒有改變。早在1996年的第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綱要》中，就已經明確提出要“建立覆蓋全部個人收入的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然而，面向這樣一個目標的改革至今未有實質性推進。近期有關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建議，大都圍繞著如何推動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改革。雖然各有各說，但改革的共識正在逐漸形成中。

首先，要把同屬于勞動所得的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合并征收，而且由按月或按次征收改為按年征收；其次，對于稿酬所得和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也可以考慮合并征收，并由按次征收改為按年征收；再次，對于某些免稅的資本所得，如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以及上市公司的股票轉讓所得，納入征稅范圍，以解決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重勞動所得、輕資本所得”的問題。此外，隨著綜合課稅制度的逐漸建立，一些與家庭相關的共同費用，如子女教育費、醫療費支出或者住房貸款利息等，也可能獲得特別扣除待遇。

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除了課稅模式和費用扣除以外，還可能涉及稅率的調整。現行個人所得稅根據不同所得類別分別設計比例和累進兩種稅率。隨著分類與綜合結合課稅模式的推行，原來的累進稅率可能在檔次、級距和稅率水平方面進行適當調整，總體稅負應該保持平衡并有適當降低。

總之，本次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將會是變動幅度最大，因而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次。我們期望在公平正義和稅收法定原則的引領下，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能夠從支出用途的特殊安排和收入取得方式的改善兩方面都取得成功。

□朱為群（上海財經大學稅收系教授、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