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無論當局政策或領導人作為，都會影響選民對執政黨的觀感，更不用說“習馬會”如此重大的兩岸高峰會，極可能讓中間選民愿意重新思考，甚至是憂心兩岸的未來發展。然而，難道就因為選舉在即，現任當局就不該推動任何政策嗎？這絕對是錯誤的觀念。再者，綠營、尤其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批評馬政府“黑箱作業”來避免“立法院”監督。但綠營的批評只是選戰操作的煙幕彈，真正目的根本是想轉移外界對蔡英文兩岸政策的質疑。最后，回避棘手的兩岸政治歧異，只會加深臺灣民眾面對大陸的偏見，這對兩岸發展將產生深遠的不良影響。

若說“習馬會”對此次選舉有影響的話，那應該是“習馬會”確實對兩岸未來發展定調，這不是蔡英文所謂的“政治框架”，反而是確認和平發展的主軸。因此，臺灣民眾應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此一扭轉兩岸歷史的重要高峰會。

一、 “習馬會”奠定兩岸和平發展的堅實基礎

自1949年國民黨當局遷臺后，兩岸至今已分隔分治66年了。撇開這期間有兩段兩岸間“密使”不談，兩岸領導人從未正式會晤，這在世界上實屬特例。尤其當臺海仍處于緊張對峙情勢之下，領導人的正式會面，或至少是信任的特使管道，才能有效管控臺海沖突。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不就是因兩岸高層溝通管道中斷，才引發的嗎？

環顧歷史，打個不恰當比方，即使在冷戰期間的美蘇對峙，美國總統與蘇聯總書記仍不時會面，確保彼此不會誤判對方的真正意圖。此外，美國與中國大陸尚未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前，雙方也利用“大使”層級的管道，互換對臺海情勢及共同敵人蘇聯的重要訊息，試探彼此底線。縱使南北韓現今仍處于軍事對峙狀態，但雙方領導人已有幾次會談，也觸及敏感議題，兩岸卻仍遙遙相望。

若說大陸是臺灣必須面對的“威脅”，那兩岸領導人見面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習馬會”就是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馬當局與大陸以“九二共識”為恢復兩岸互動協商的政治基礎，在短短七年內，就獲致豐碩成果，不僅開啟直航、開放大陸觀光客來臺，更冀望以兩岸經貿合作的模式，打開臺灣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貿聯結。這與統獨無關，完全是考慮臺灣對外關系的特殊性而制定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深化兩岸互動與認識，既能降低兩岸彼此誤判的可能性，也影響大陸的對臺政策，朝向和解、互不否認“治權”的良性互動。

兩岸和平是所有中國人對臺海發展的至高期望，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要條件。

“習馬會”是兩岸分隔一甲子之后的首次領袖高峰會，其影響是長遠的。歷史將會記上一筆，因為他們已夯實兩岸和平發展的根基。

二、 “習馬會”為這幾年的兩岸成果背書

不管喜不喜歡，大陸是臺灣最大出口市場的事實，是無法逃避的。若把兩岸火熱的經貿交流歸咎馬當局，那根本無視于經濟流動與臺商獨立性的趨勢，而只是政治口水而已！

馬當局這幾年做的，是把兩岸經貿關系帶往正軌，是因應經濟自由化的需求，并希望借由兩岸簽署各項經濟協議的紅利效應，加速臺灣與其他國家及區域經濟體的自貿談判。民進黨一方面批評馬當局“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另一方面竟也說陳水扁主政時、兩岸經貿活動也有成長，借此反駁外界對綠營“鎖國”的批判。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至少馬當局在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后，即能積極與其他國家開始洽談雙邊FTA，也獲致不錯成績。

試問，若想讓經濟與國際聯結，臺灣可能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陸視而不見嗎？答案再清楚不過了。馬當局兩岸政策的失誤，應該是未及時讓一般民眾分享經貿成果；加上全球經濟尚未完全復蘇，使得臺灣這些年的經濟發展也受拖累，故引發部分民眾把怨氣發在兩岸交流。

再以國際現實面看臺灣的經貿整合進程。“泛太平洋伙伴協議”（TPP）已完成談判，文本草案也公布，而亞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議”（RCEP）也受到刺激，加快腳步，希望明年能正式簽署。若加上日本、韓國與大陸的三邊自由貿易協議，請問，臺灣的角色在哪里？所以，打造穩定無意外的兩岸關系，再向外尋找其他經貿合作契機，應是合理且符合臺灣利益的策略。

這也是“習馬會”的外溢效應之一。

三、 “習馬會”開啟兩岸領導人會晤的大門

再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美蘇高峰會在冷戰期間是化解“核熱戰”的有效管道，而美國也與中國大陸舉行20余次的“華沙會談”來化解敵意，所以兩岸領袖高峰會也應有這樣的雄心壯志。

就像美國在臺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的觀察：“雖沒有簽訂什么協議，但‘馬習會’本身就有歷史意義。”我們相信，“習馬會”不可能在一次會面中，就解決兩岸的所有問題，但對建立兩岸和平的穩定發展，有高度共識，也促成此次的歷史性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