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在西安開幕。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正永主持第一次全體會議。《陜西省旅游條例》（修訂草案修改二稿）等提請會議審議。近兩年，“驢友”穿越秦嶺迷路的新聞時有發生，《陜西省旅游條例》在修訂時，擬規定組織者要提前5日備案，不備案的話，對組織者和參與者都要處罰。（《華商報》11月18日）

驢友“任性探險失蹤”，后續的救援成本可謂相當昂貴。2012年2月12日，13名濟南驢友從泰山天燭峰景區非游覽線路進山，兩名驢友在下山過程中離隊走失。當地出動了上千人進行營救，此次搜救，調動了消防、公安、武警、景區工作人員等隊伍力量,日均耗資4萬多元。當然，相比于救援成本而言，安全風險帶來的生命損失，才是探險活動最難承受的后果。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具體的景區管理機構，都對安全管理肩負重責。因而，無論是出于法律責任和社會道義來說，出臺法律限定野外探險都相當必要。

無以規矩，不成方圓。在法律的框架內從事探險，表面上是自由權受到了限制，實質上卻是對安全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政府明確約束性規范之后，也就意味著自己將會承擔相應的審查、把關和救助責任，此其實是“管理型服務”的具體體現。事實上，這樣的規定在國外并不鮮見，并根據不同的情況以進行責任的分解。比如以色列海灘管理部門會按照海上風浪級別更換白、紅、黑三色旗，不同顏色的旗幟代表風險和責任的不同，白色的情況下若是出現事故，政府將承擔全責，紅色則是政府和被救者分擔，黑色則是被救者全部承擔。

驢友違規野外探驗，救援費用誰埋單，這個問題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雖然實施救援是政府的天然責任，但也不能對違規者不加以任何成本性處罰。一方面，通過“活動備案”來進行事前審查，能起到把控“入口關”的作用；另一方面，對組織者和參與者進行處罰，可以達到控制“出口關”的效果。在野外探險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下，通過立法樹規確實具有破題的意義。

一個基本常識是，不受限制的自由最終得不到自由，權利只有作出部分讓渡，才能更好的獲得保障。野外探險是一項風險極大的活動，除了要遵循相應的技術規范外，還應有一定的條件約束。在這方面，國內的法律并不健全，相應規定涵蓋的范圍較窄。比如2007年9月4日，國家旅游局公布的《旅游資源保護暫行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在未經開發的旅游資源區域開展旅游經營活動。在以上區域開展科學研究、體育運動、探險等非贏利活動，應提前向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報告備案，包括活動目的、人數、停留天數、相應聯系方式及預采取的旅游資源保護措施等內容。如此看來，“備案”實則有法可依，只是規定的面相當窄，在具體落實上存在極大缺陷。

對于此次修法，爭議在于兩個方面，一是究竟有沒有必要對驢友的行為進行限制，二是采取備案的措施能夠收到多大的成效。因為對于面積極大的景區來說，驢友備不備案都可能難以改變結果，同時在處罰的執行上，也可能存不小的難度。對此，參與修訂的陜西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有關人士解釋為，此條款更多只是“提醒驢友有風險意識作用”，不能說是一種遺憾。當然，在缺乏上位法的支撐下，地方立法自然也是“捉襟見肘”，不過通過立法能夠達到事后監督和提升自覺履行的意識，由此進一步補強公共責任，轉變社會對權利的認識，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