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的修纂

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朱元璋就想修纂一部“編輯經史子集百家之言為《類書》”的大型類書，但由于新朝初定百廢待舉，這個想法沒有付諸實施。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認為：“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命令解縉等人組織儒士，編纂一部大型類書，并規定了編纂宗旨：“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于一書，毋厭浩繁！”大學士解縉接到明成祖的命令后，立即著手編輯此書，奉旨召集文士147人，夜以繼日，一年后就完成了任務。明成祖賜書名《文獻大成》，但是對書卻極不滿意，認為“所纂尚多未備”。于是又在永樂三年(1405)再命姚廣孝、鄭賜、劉季篪、解縉等人重修，并召集朝臣文士、四方宿學老儒2196人，分別擔任編輯、校訂、抄寫、繪圖、圈點等工作。為了編纂此書，明成祖允許編纂者調用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全部藏書，還派人到各地搜采圖書，為編纂圖書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永樂大典》的編排方式非常科學，全書總的體例是按照《洪武正韻》的韻目，按韻分列單字，每一個單字下注音韻訓釋，備錄篆、隸、楷、草各種字體，再依次把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隨字收載。也就是以“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編輯方法，匯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以來書籍中的有關資料整段或整篇，甚至整部一一抄錄。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輯錄的圖書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北劇、南戲、平話、工技、農藝、醫學等，多達八千余種。其中，《永樂大典》還收錄了許多后世已經殘缺或佚失的珍貴書籍，如《薛仁貴征遼事略》、宋本《水經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錄原文，因而許多寶貴的文獻能保存其原貌，人們稱《永樂大典》為“輯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寶庫”。永樂五年(1407)，輯錄的成稿進呈朝廷，明成祖審閱后甚為滿意，親自為其撰寫序言，并定名為《永樂大典》。接下來就是清抄，到第二年的冬天，全部工作正式完成。全書的規模可以說是空前的，共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11095冊，約3.7億字。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堪稱類書大全，比《不列顛百科全書》成書年代早了300多年。

該書修成后，被收藏于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遷都北京，也將《永樂大典》運至北京，收藏在北京新宮里的文樓。

《永樂大典》不僅篇幅巨大，收集廣泛，而且繕寫工整，書中正文全部用毛筆以楷書寫成，每半頁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雙行，每行28個字。另外，書中插圖精美，山川地形皆以白描手法繪制圖形，形態逼真，書為硬裱書面，由粗黃布包著，典雅莊重，被譽為有史以來世界上罕見的珍品。

《永樂大典》的流散

《永樂大典》的命運頗具戲劇色彩。可惜不是喜劇，是悲劇，更是鬧劇。可以說，它的厄運比明王朝的厄運來得更快，更持久，更離奇。首先是“永樂正本”下落不明。許多人猜測它毀于明亡之際的戰亂，但史籍沒有確切記載，所以正本的去向成了千古之謎。也有學者提出，永樂正本極有可能隨嘉靖皇帝葬在永陵，理由是：

1、嘉靖皇帝沉溺煉丹術，生前視《永樂大典》為至寶，死后隨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

2、當時嘉靖皇帝下令重錄副本時，嘉靖最器重的文官徐階向他奏明，重錄只能“對本抄寫”，工程浩大，不可能很快完成，嘉靖則強調“重錄”是為“兩處收藏”，“以備不虞”，必須加緊完成。4年后，嘉靖駕崩，3個月后下葬。葬禮剛剛完畢，隆慶皇帝就宣布《永樂大典》已抄成，并重賞抄錄的眾臣。也就從此時起，正本便神秘地失蹤了。嘉靖的葬禮跟《永樂大典》正本的失蹤如此巧合，同時一反皇家修典必大肆宣傳典藏何處以及在官修書目中著錄的做法，也使人浮想聯翩。

相對正本失蹤而言，“嘉靖副本”的命運更加扭曲跌宕。清雍正年間嘉靖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至乾隆年間為編修《四庫全書》，朝廷要用嘉靖副本做參考，而此時，人們驚訝地發現，《永樂大典》居然缺失了2422卷，共計千余冊，只留下九千多冊。原來，雍正年間翰林院的學士就能夠借閱《永樂大典》了，還可以借回家閱讀，許多人借后不還。再加上當時管理不嚴，許多太監也紛紛將《永樂大典》偷盜出宮去賣錢。清道光之后，《永樂大典》更是束之高閣，蛛網塵封，鼠嚙蟲咬，翰林院的官員也趁機當了孔乙己，竊書不少。如此，宮外的民間市場也開始關注流散的副本，外國收藏者也逐步介入，以十兩銀子一冊的高價暗中收購，里應外合，更加劇了嘉靖副本的失佚。

不過，跟后面的厄運相比，《永樂大典》在雍正至道光的100年間的遭遇只能算是“毛毛雨了”。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給《永樂大典》帶來最大的劫難，洗劫了翰林院，有相當一部分被劫運到了英國，后藏于大英圖書館。到了光緒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11095冊的《永樂大典》已僅存800余冊。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犯北京，燒殺搶掠，《永樂大典》再度遭遇劫難。當時，慈禧倉皇西逃，留下義和團跟八國聯軍展開激戰，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翰林院也淪為戰場，珍藏《永樂大典》的敬一亭被毀，玉石俱焚，藏書四散。在激烈的巷戰中，八國聯軍用質地厚實的《永樂大典》代替磚頭，修筑防御工事，甚至用來墊馬槽，或作為“上馬石”。更有甚者，當侵略者的炮車陷入泥濘時，竟用《永樂大典》墊道。而對東方文化稍微了解一二、知道此書價值的侵略者，又乘機肆意搶掠。當時任英使館官員的威爾在《庚子使館被困記》中寫道：“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在火光中恣情揀選，抱之而奔。”一個叫翟理斯的官員，拿走卷13345中的一冊，送給他父親作為紀念品。英人莫利遜從廢墟瓦礫中取走6冊。劫掠之后，他們還揚揚自得地說：“將來中國遺失之文字，或在歐洲出現，亦一異事也。”經歷了八國聯軍的洗劫，清政府收拾殘局時，清理出殘存的《永樂大典》僅剩下64冊，由京師圖書館收藏。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內一些公私收藏家紛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樂大典》零冊捐獻給國家。中國政府不懈努力，從海外、民間相繼收回一些，如20世紀50年代，蘇聯把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64冊歸還了中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歸還了3冊。據統計，流失到海外的《永樂大典》現在散藏在日本、美國、德國、韓國、越南的機構或個人手中，再加上國內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221冊，上海圖書館收藏的1冊，臺灣收藏的60冊，現存于世的《永樂大典》計約370余冊。

有關《永樂大典》散冊最近的一次發現是在1983年，有人寫信向中國國家圖書館反映，稱山東掖縣一位農民家里存有一冊《永樂大典》。專家立刻前去察看，確認這冊《永樂大典》確實是真正的原本，書的紙張也是古代上等的皮紙。原來，這冊古籍是作為這戶農家女主人70年前的嫁妝“陪嫁”過來的，是女主人用來壓圖樣的。那時的農村，做鞋要剪紙樣，剪好的紙樣還要壓平整，而這冊古籍不但書大而且平整厚實，用來壓紙樣真是“物盡其用”，再合適不過了。至于這冊難得的國寶文獻是如何流散到農家的，女主人也只說是祖上留下的。最終，這冊《永樂大典》入藏國家圖書館。

《永樂大典》的價值

《永樂大典》在明代秘藏禁中，屬于專供帝王御用之物。別說一般讀書人，就是翰林院學士也難以有閱讀的機會。盡管永樂之后，整個明代除了嘉靖皇帝因很荒誕的原因酷愛這套曠世大典之外，別的皇帝對明成祖的心血并不怎么上心。《永樂大典》的真正利用是從清代才開始的，最早認識到這部典籍價值的是全祖望和李紱。清雍正年間，開三禮書局，他們破天荒地得到了閱讀機會，發現其中許多是“世所未見之書”，“或可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偽書……不可謂非宇宙之鴻寶也”。于是相約，每日讀二十卷，把要輯的幾種書標出來，另由四人抄寫。由于卷帙浩繁，這項工作不是個人所能承擔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罷官回鄉，無法繼續下去，但他們已輯出王安石《周官新義》、田氏《學習蹊徑》、高氏《春秋義宗》等十種典籍。清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時，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永樂大典》，擇其中人不常見之書，輯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準，并專門成立了“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書處”，開始時人員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參加了這項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輯出書籍：經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總計385種、4946卷。

值得一提的是，《永樂大典》有關宋元的史料極為豐富，清人法式善說：“茍欲考宋元兩朝制度文章，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焉。”這樣的評價一點也不過分。如卷1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條法》一書，這是一部有關宋代官吏銓敘、考績制度的檔案匯編，所記載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補《宋會要》修至寧宗朝為止的這一段空缺。過去羅振玉僅據日人所藏《永樂大典》二卷中的《吏部條法》影印，已視為珍寶秘籍，現在還可據《永樂大典》再補輯七卷，這將更有利于我們對宋代職官制度的研究。而堪稱一代宏典的《元經世大典》，雖《大典》中僅存片斷，亦可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證。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統志》，原書近八百卷，記載元代地理區劃、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產土貢、往古遺跡等甚詳，也是研究元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當然，《永樂大典》作為中國古代規模最大、最為成熟的類書，其價值遠遠不止上面提到的幾點。即便是現存的殘卷，對中國古代的文學、醫學、語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稱豐富的寶藏。（趙午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