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作為一項理性的制度設計,它的本質就是要避免強烈個人情緒支配下的“當事人裁判”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已于11月1日生效,這次修正案涉及內容較多,而進一步削減死刑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表示,嚴格控制死刑、逐步減少死刑是我國刑法的方向。刑法修正案(九)中所減少的死刑罪名,都是近年來比較少發生,有些已很少適用,甚至沒有適用過死刑。

　　其實,早在刑法修正案(八)制定時,我國就已取消了13種犯罪的死刑,那些犯罪絕大多數屬于非暴力型經濟、財產和治安犯罪。這次刑法修正案(九)削減的9種死刑罪名,涉及的犯罪類型與前一次類似,主要也集中在非暴力型的經濟、治安類犯罪上,而集資詐騙、偽造貨幣、走私特定貨物、組織強迫他人賣淫罪等,在上一次刑法修訂時,就有取消死刑的考慮,只是考慮到死刑控制的民眾接受度及削減死刑的立法節奏等,才有計劃地予以分步實施。還有一些也是司法實踐中死刑適用量早已銳減的罪名。比如戰時造謠惑眾罪、阻礙執行軍事職務罪等,不僅案件發生率極低,在全國法院系統的審判統計中,甚至從來就沒有判過一例死刑。實踐證明,在司法實踐中長期沒有判處過死刑的犯罪,也都沒有出現過犯罪率攀升等異常現象。這說明,對非暴力型犯罪逐步取消死刑,已經完全具備了條件。應該注意到,慎用死刑、減少死刑,是我國在依然保留極少數死刑罪名情況下的司法政策,也符合世界上刑罰制度文明發展的總體趨勢。

　　近些年來,我國在法律層面上已經對死刑進行了削減,切實降低死刑判決的數量和實際執行死刑的人數,已成為我國刑事司法的重要目標。不過,宏觀上“嚴控死刑”的價值和要求,常常與具體案件出現后的“生死”裁決權衡發生沖撞,尤其是“殺人者死”的觀念,在一部分民眾甚至司法人員的觀念中依然存在,并沒有受到明顯削弱,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推進刑罰文明和司法實踐中進一步減少死刑適用的一個阻力。從法律上看,殺人者也未必都要判處死刑。我國現行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而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公開說法,其實都不是決定死刑裁決的法定理由。雖然,死刑判決的司法衡量因素從來都不是單一的,既有社會、法律因素,也有作為直接被害者主體的具體利益考慮,但其基本點卻始終應該是犯罪人自身的行為性質、客觀危害和主觀惡性,以及我們對于剝奪人的生命權利的刑罰(死刑)的態度究竟如何。人死不能復生,恢復社會正義乃至“討回公道”,并不只有“判處死刑”一條路徑。如果殺人案件發生之后,社會上依然是一片復仇的殺聲,甚至認為接受被告人道歉、同意“留他一命”,就是對死者的不敬、對正義的褻瀆,那我們又何以去努力削減死刑、控制死刑,乃至于將來取消死刑呢?

　　嚴格限制乃至最終消滅死刑,是司法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刑罰現代化的標志。雖然,其中有一個國情問題,也有一個歷史過程問題,但卻是一個發展的方向,需要觀念的轉變、輿論的引領、司法的導向。

　　殺人案件發生后,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心情和情緒,無論如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作為一項理性的制度設計,它的本質就是要避免強烈個人情緒支配下的“當事人裁判”。法律以及現實生活中的司法,當然也不可能不顧及當事人家屬及民眾的情感。法律需要深明大義,司法更需要引領善行。但是法院不應受到過多的私情影響,更不能被某些輿論壓力所左右。既然少殺、慎殺是我國的刑事政策,我們的司法就應當在控制死刑的問題上做出更多的努力,要在具體案件的裁決中給社會新的觀念引領和導向,切實減少死刑的判決和死刑的執行人數。

　　要真正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在刑事司法領域,限制死刑的立法努力不能停頓。由此,還可以進一步考慮選擇目前死刑適用較多的罪名,進行科學研判,分析它們在司法運用中是不是存在著構成要件不嚴、情節把握不當等問題,在法律層面上做出更為嚴格的死刑條件限制。比如可以考慮在搶劫罪中,只有在搶劫過程中致人死亡或者出現特別嚴重的傷殘結果,才可適用死刑等。要進行犯罪社會危害量的“類比”研究,建立較為科學、合理的保留死刑設置的統一立法標準。對目前法律上依然保留死刑的犯罪案件,要在實體、證據、程序和刑事政策的把握上,更加嚴格地依法把住死刑關口,針對常見“死罪”個案,通過更為明確、權威的司法解釋,設定更為嚴格、具體的死刑適用條件及情節標準,以指導司法實踐理性更好控制死刑的裁量,真正減少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數量和實際執行人數,真正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