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協和醫院采購藥品，一般一個品種采購兩種：國產仿制一個，進口原研或合資一個。一方面是為了方便醫生和患者選擇用藥，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仿制藥和原研藥在質量上可能存在差異。”近日，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仿制藥的質量問題與對策”調研組在中美上海施貴寶制藥有限公司舉行的座談會上，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藥劑科原主任李大魁的一句話道出了我國仿制藥質量的現實。

　　和全國的情況一樣，上海醫藥產業也是以仿制藥為主，全市現有批準文號5430個，其中仿制藥占比超過了95%。“盡管上海的仿制藥質量比較高，但必須承認，不少仿制藥品種在質量上和原研藥有差距。”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蔡威表示，按照藥典標準，我們已上市的仿制藥質量基本上都是合格的，和原研藥做到了化學等價，但尚未做到完全的生物等效和臨床等效。

　　“二甲雙胍”式的困惑

　　10月13日，調研組來到中美上海施貴寶制藥有限公司，該公司生產的比較有代表性的降糖藥——二甲雙胍（商品名格華止，國產仿制藥一般稱二甲雙胍）引起了委員、專家們的熱議。

　　目前全國有上百家企業在仿制二甲雙胍，但中美上海施貴寶制藥有限公司生產質量總監唐榮介紹，目前格華止在中國一年的銷售額超過2億美元，占中國整個二甲雙胍市場的70%。

　　“國產二甲雙胍看上去與原研藥沒什么差別，價格上也只有原研藥的1/3，但臨床上不少患者還是要求使用原研藥。這就值得反思。”全國政協委員、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原院長侯艷寧說。

　　北京協和醫院藥劑科多年前曾收集了國內不同廠家仿制的14種二甲雙胍，根據藥典方法進行了一次溶出度的連續多時間點測定，與標準參比制劑格華止進行對比，發現有些國內仿制藥的溶出曲線偏離較大。“樣本雖然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仿制藥在臨床效果和安全性上的差距。”李大魁說。

　　二甲雙胍只是一個代表。在上海恒瑞醫藥有限公司調研時，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部長曲鳳宏舉例說，人們常用的維C泡騰片，原研藥放在水杯里，溶解性非常好，就像一杯橙汁一樣；國內有些企業的仿制品放在水杯里，聚成一團，說明溶解性比較差。

　　“臨床醫生對仿制藥質量的看法不一，但我們醫院堅持的一個原則就是對于危重患者，在急診搶救時，首選原研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副院長聞大翔對調研組表示。

　　世界衛生組織對仿制藥的質量描述中，創新藥物和仿制藥是可以互換的，尤其是過了專利期以后。“我國是仿制藥大國，可以說仿制藥的質量就代表著我國藥品的質量。”全國政協委員、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馬德秀表示，顯然，在臨床療效方面，國產仿制藥還沒有足夠的自信。

　　60分和100分的差距

　　“十二五”期間，我國仿制藥質量有了明顯提升，特別是2013年國家食藥監局發布了關于開展仿制藥質量一致性評價工作的通知以后，我國仿制藥的審批標準正在和國際接軌。

　　“問題主要出在2007年修訂的《藥品注冊管理辦法》實施前批準的品種。這些品種雖然符合藥典標準（也稱國標），但缺乏生物等效性和臨床等效性研究，與國際標準有較大差距。”在考察中國醫藥工業研究總院時，全國政協委員、蘭州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王銳表示。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看來，2007年以前我們很多仿制藥都停留在“仿標準”階段。這個標準是藥典標準，是藥品質量合格的保證，但只做到了化學結構、劑型等方面的復制，這是最低水平。

　　李大魁做了個比喻，就像學生考試，60分算及格，家長肯定不愿意孩子每次都考60分，當然是考得越多越好。“仿制藥也一樣，‘仿標準’只能算60分及格，我們把臨床療效作為金標準，達到這個標準才算100分。”

　　上海醫藥工業研究總院院長王浩認為，我國仿制藥的質量問題與我國藥物制劑工業化水平較低有關。目前全國大部分藥企的制劑生產線自動化程度還不夠高。人工操作一多，質量很難重現，藥品質量的穩定性就難以保證。

　　藥用輔料的質量也很重要。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所長蔣華良介紹，他們研發的一個治療肺動脈高壓的新藥，使用國產輔料，因為雜質超標，藥物穩定性就出了問題；改用雜質很少的進口輔料，問題就解決了。

　　“質量問題根本上是人的問題。食藥監部門對企業監管是否到位？企業負責人對質量監管和風險控制認識是否到位？專業人才是不是充足？這些都會直接影響藥品質量。”華領醫藥技術（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力表示，對于生產型藥企，質檢和質控人員至少不應低于員工總數的10%，可目前國內不少藥企都達不到。

　　陳力的觀點得到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武漢市食藥監局副局長肖紅的認同。她說，企業的內控標準一般都會高于國家標準，以保證容差。但是內控標準的穩定考驗的是執行力。其中，人的因素很關鍵。

　　一致性評價要打“持久戰”

　　“仿制藥質量直接關系到百姓健康和用藥可及性。因為這個問題涉及體制機制，所以要系統地加以解決。”馬德秀表示，從調研的情況看，目前我國仿制藥的質量標準亟待提升。

　　“國外仿制藥質量的提升也走過了一段路程。比如日本，從1998年開始，花了10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對上市仿制藥的一致性再評價。”上海食品藥品檢驗所所長程國膳建議，參考國際經驗，集中、持續地開展上市藥品一致性評價，而不能搞“一陣風”。

　　“在存量方面，應參考國際標準，對2007年以前審批的仿制藥進行一致性評價；在增量方面，今后新的仿制藥也應嚴格按照國際標準進行審批。”侯艷寧建議。

　　“目前上海有209家藥品生產企業，產業集中度比較高了。但還不夠，還可以再集中一些。”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首席專家邵一鳴進一步說，全國有4000多家藥企，多、小、散、低，這也是仿制藥質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建議，逐步淘汰落后產能，鼓勵產業并購重組，培育行業龍頭企業，從而提升仿制藥質量。

　　這就涉及到了現有仿制藥文號如何退出的問題。肖紅建議，對超期休眠文號注銷；對于達不到一致性評價標準的品種不予再注冊。

　　“還應提高違法成本，對于國家認可的產品，今后每批次都應達標。一旦出現問題，應進行嚴格處罰，甚至取消文號。”侯艷寧建議。

　　“創新不是僅指研發新藥，提高仿制藥的質量也能促進創新藥發展。”蔣華良說，很多高端原研藥仿制很難，比如納米技術、特殊包囊技術等等，掌握了這些技術也是創新。建議轉變思維，科學看待仿制藥。

　　“提高仿制藥質量，技術不是最關鍵的問題。特別是上海，不少藥企的仿制水平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應該在高端仿制藥研發生產以及一致性評價方面，為全國樹立一個典范。”李大魁的觀點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