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１８日電題：“直過民族”過得好嗎？

　　“直過民族”，是我國５６個民族中的特殊成員。他們從原始社會或奴隸社會跨越幾種社會形態(tài)，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幾乎“一夜之間”跨越了其他民族上千年的歷程。

　　中國“直過民族”脫貧，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觀。而在與現代生活接軌的進程中，每個“直過民族”都經歷著經濟、文化、社會的碰撞與變革，有快樂幸福，也有艱辛苦痛。

　　“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習近平總書記今年１月在云南考察時強調。

　　那么，“直過民族”脫貧現狀如何？面臨哪些困難和問題？日前，新華社記者深入位于西南基諾、布朗、瑤族山區(qū)，了解到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情況。

　　中國最后確認的民族已融入現代生活

　　９月，記者到云南西雙版納州景洪市基諾山基諾族鄉(xiāng)洛特老寨采訪時，整個寨子隨處可見晾曬的茶葉。在一處空地上，六七名婦女一邊分揀茶葉，一邊聽著手機里播放的流行音樂。遠處山上可以看見密密麻麻的橡膠樹。

　　在村民車基的木房子里，洗衣機、電冰箱、電磁爐等家用電器一應俱全，還有一輛摩托車和拖拉機。打開冰箱，里面冷凍著豬肉和罐頭。有些人家還買了小汽車。

　　放在東部地區(qū)，這樣的生活并不稀奇。但如果了解到以下情況，人們不能不感嘆變遷之快：上世紀９０年代以前，這里還都是茅草房，１９９５年以前家家戶戶都點煤油燈，２０００年才通自來水。

　　洛特老寨有３４戶１５０多人，和其他基諾族寨子一樣，僅僅幾十年前還過著原始部落刀耕火種的生活。基諾族有２萬多人口，１９７９年被確認為我國最后一個少數民族。

　　２０００年初，基諾山被列為國家民委、國家扶貧辦“兩山”扶貧綜合開發(fā)項目，此后又被列入云南人口較少民族綜合扶貧開發(fā)、富民興邊等項目。

　　當年１１月，基諾山扶貧綜合開發(fā)項目動工，到２０１４年底共完成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公益事業(yè)、綜合示范村建設、基本農田建設、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科技培訓及產業(yè)開發(fā)七大建設項，完成投資１．４億元。

　　經過１４年多形式、不間斷的扶貧開發(fā)，山鄉(xiāng)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基諾族群眾的錢包鼓了起來，全鄉(xiāng)農民人均純收入從２０００年的８００元增加到去年的９３０８元，增長１０６４％。

　　更具歷史意義的是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景洪市基諾鄉(xiāng)副鄉(xiāng)長唐宏忠說：“以前很多出去打工的基諾人都回來了，家鄉(xiāng)的橡膠、茶葉產業(yè)開發(fā)，可以讓他們過上比打工賺錢還要富足的生活。”

　　基諾族正在與外界深度融合。只念過小學的車基，最大的夢想是讓現在僅３歲的女兒讀大學。她認為，只有讀書才能走出大山、擺脫貧困。

　　當地干部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基諾族已培養(yǎng)出了２０００多名大學生，這一比例在其他少數民族中都算是比較高的。

　　特殊的幫扶，特殊的困境

　　云南勐海縣布朗山鄉(xiāng)曼囡村曼班三隊的拉祜族人，仍在布朗山深處采野菌、割松香，偶爾到寨子外用家釀的玉米酒換些油和鹽。

　　連接曼班三隊與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是一條通往曼囡村委會的土路，十幾公里長，狹窄崎嶇，長期無人管護，幾乎要被齊人高的雜草吞沒了。記者從村委會出發(fā)，顛簸了約一個小時，才見到那十幾棟吊腳木屋。

　　聽到聲響，村民紛紛奔到屋外觀望。有的孩子藏在木房后，瞪大雙眼，好奇地看著到訪的陌生人。

　　記者到訪的那天，正值拉祜族傳統的新米節(jié)。他們請來其他寨子的親朋好友一起慶祝。村組長扎康光著膀子，赤腳蹲在火塘邊炒菜，土蜂蛹是他從山上采摘的佳肴。

　　曼班三隊有１７戶６３名拉祜族人，從前生活在偏遠深山里。２００４年，當地政府想讓村民們搬出來，特意選址在鄉(xiāng)村公路邊為他們修建了新的木屋。可村民一是嫌新房離田地太遠，干農活不方便，二是覺得新房子是石棉瓦屋頂，夏天住在里面太熱，住了沒過多久又悄悄搬回深山里。２０１０年，政府又在離村寨原址較近的地方為村民拉通水電、修建木屋，還給家家戶戶裝上了太陽能，村民們才陸續(xù)搬出來。

　　然而，與其他貧困地區(qū)相比，“直過民族”的貧困程度更深，貧困原因也更復雜，經濟基礎更薄弱，思想觀念更滯后。對其他貧困群體起作用的幫扶措施，在這里往往難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在貴州省荔波縣瑤山瑤族鄉(xiāng)，記者看到，部分村民還住在四面漏風的茅草房里，有的連門都沒有，被褥下墊著稻草，每年要吃三四個月救濟糧，常常十天半個月吃不上一頓肉。有些男子窮得連老婆都討不上。

　　而這種現狀與歷史相比，已有很大進步。一些瑤族群眾２０多年前才從山上搬下來，那時他們甚至不知床為何物，從沒睡過被褥，困了就蜷在火灶邊的稻草堆里。

　　除了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等貧困地區(qū)共性難題，“直過民族”所面對的最大挑戰(zhàn)是如何跨越社會制度的變遷，在思想觀念上與現代生活接軌。由于教育水平低，貧困代際傳遞在一些“直過民族”群體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導致他們幾十年走不出“貧困循環(huán)”怪圈。

　　扎康說，曼班三隊全寨至今仍沒人小學畢業(yè)。２０１１年，這里曾設過教學點，一名老師教１０多個孩子。如今教學點撤并了，孩子們也全部輟了學。

　　而幾十公里外的布朗山鄉(xiāng)曼納村，至今還沒出過一個大學生。３４歲的村支書巖上叫是第一個在景洪市讀初中的人。

　　“那時候，從小學四年級起就要到十多公里外的布朗山鄉(xiāng)去讀。”巖上叫說，當年他們一起去的有３個人，結果一周后跑回來一個，另一個也不到一個學期就輟學了。

　　巖上叫分析，孩子不讀書也不能完全怪家長，本來經濟上確實有壓力，再加上村小的師資水平低、起點低，到了鄉(xiāng)鎮(zhèn)后學習跟不上，時間久了，就回家勞動掙錢了。

　　對于這些特殊群體來說，“扶貧先扶智”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奔小康，“直過民族”怎樣“不掉隊”？

　　基諾鄉(xiāng)巴朵村“８０后”姑娘車都的人生經歷，折射著“直過民族”脫貧的艱難和希望。

　　她曾經拼命讀書，想離開貧困的大山。在昆明念職高時，每次寒暑假返校，媽媽總會給她帶一罐家里的腌菜。坐長途汽車十幾個小時，她都把那罐腌菜緊緊抱在懷里，那是一學期的菜，也是家的味道。

　　后來，她到北京工作，也收獲了愛情，卻最終夢碎：她姐姐割橡膠時從樹上摔了下來，高位截癱，父母先后得了重病。她只好跟男友分手，又回到寨子，再也沒有把腌菜罐抱出大山。

　　聽說記者從北京來，車都握著我們的手，默默地流淚。“北京”兩個字，對她，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和遙遠。

　　但她沒有倒下，頑強地撐起了一個家，一點一點地還著家里因看病欠下的十幾萬元債務。她被寨子里的鄉(xiāng)親選為婦女主任，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刺繡合作社，要把基諾族的手工刺繡傳下去。她夢想有一天，基諾族的刺繡也能申請非遺。

　　唐宏忠分析，同屬“直過民族”，為什么基諾族比其他一些民族脫貧更快？關鍵在于基諾族離城市近，與外界交流多，信息豐富、觀念轉變，是推動其加快脫貧的重要因素。

　　例如基諾刺繡，本來只是一種默默無聞的民族手工藝，但隨著互聯網打通地域隔閡，加上政府扶持，完全有可能發(fā)展成一種市場前景良好的獨特商品。盤活獨有資源，“直過民族”就可能實現“彎道超車”。

　　很多“直過民族”的群眾都這樣頑強地與貧窮抗爭，而各級黨委、政府正在采取力度更大的“超常規(guī)”措施，幫助他們跟上全國人民奔小康的步伐。

　　由于自然環(huán)境、民族特性、歷史因素的不同，各“直過民族”在脫貧奔小康路上的節(jié)奏也不同，這也決定了他們需求迥異，需要“因群體制宜”的更加精準的幫扶政策。

　　一些基層干部認為，對“直過民族”地區(qū)的基礎設施，應著重加大投入。比如道路，仍是制約脫貧的“卡脖子”難題。在基諾山基諾族鄉(xiāng)共有鄉(xiāng)村道路２５７公里，其中混凝土路段僅有２８．６公里，占１１．１％，其余都是砂石路，經常“晴通雨不通”。

　　很多干部群眾認為，醫(yī)療衛(wèi)生是“直過民族”地區(qū)需要加大投入的另一個重點。記者在采訪中看到，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加上落后的醫(yī)療條件，使疾病成為一些“直過民族”貧困群眾難以脫貧一大包袱。在西雙版納，有一個村子共有１６戶貧困戶，其中６戶就是因病致貧。

　　“在這些特殊的少數民族地區(qū)，保護健康就是推動脫貧。”一名基層干部說。

　　西雙版納州扶貧辦副主任巖三書建議加強對“直過民族”的專項教育，推動更多年輕人與外界交流。多年前，西雙版納有“民族班”培養(yǎng)政策，他讀中小學不僅沒有花錢，初中、高中還每月補助１６至２３元，連行李鋪蓋都免費，這讓不少孩子擺脫了貧困的命運。

　　記者發(fā)現，當前在一些“直過民族”群體中，因學致貧、返貧的現象較為普遍。

　　“如果哪家返貧了，很可能是出了大學生。”巖三書說，每年來找他最多的就是小孩讀書的費用問題，“布朗族能考上一本、二本的很少，大多是三本的，一年學費要２萬元左右，對于一般家庭來說，經濟壓力很大。

　　“教育和文化，就像我們古樹茶，一代一代種下去，總有收獲的一天。可以爭取通過專項資金，讓‘直過民族’的年輕人全免費讀書。”巖三書說。（記者王清穎、夏軍、龐明廣、楊洪濤、李春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