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海北部海底發現的甲午海戰沉船致遠艦中，舷窗、炮彈等一些重要文物于近日陸續出水重見天日，再現百年前致遠艦的英勇悲壯。5日，考古人員提取出水了一枚152毫米副炮炮彈，結合之前的發現，致遠艦的武器配備已經完整展現。經過近兩個月的水下考古調查，考古人員目前已經打撈出水的沉船相關文物種類有60余種，數量有100多件。（10月7日《京華時報》）

　　遼寧丹東東港打撈致遠艦的消息，引發全國關注。由于“致遠艦上的文物也將是目前中國唯一真正意義上的北洋海軍出水文物”，因而網友關注的興趣，往往集中在致遠艦和艦載文物上。比如，艦上還有什么文物，致遠艦能否整體打撈等。筆者以為，打撈致遠艦的真正價值在于，重拾致遠號全艦將士英勇報國、頑強抗敵、忠貞不屈、慷慨赴死的錚錚“致遠精神”，這種民族魂才是值得切實撈起的無價之寶。正如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所說：“致遠艦是以別樣犧牲而成感動，又因別樣犧牲而化作精神的符號。”打撈致遠艦，打撈起的是一段歷史，一種民族魂。而國家應該以打撈致遠艦為契機，擇地建立系統的甲午海戰紀念館。

　　1894年9月17日在大東溝海戰中，鄧世昌指揮致遠號奮勇作戰，后在日艦圍攻下，致遠號多處受傷全艦燃起大火，船身傾斜。鄧世昌鼓勵全艦官兵說：“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艦專恃吉野，茍沉此艦，足以奪其氣而成事”，毅然駕艦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艦吉野號右舷，決意與敵同歸于盡。日艦官兵見狀大驚失色，集中炮火向“致遠”射擊，不幸一發炮彈擊中“致遠”艦的魚雷發射管，管內魚雷發生爆炸導致“致遠”艦沉沒。鄧世昌落海后，其隨從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絕，并說:“我立志殺敵報國，今死于海，義也，何求生為！”所養的愛犬“太陽”亦游至其旁，口銜其臂以救，鄧世昌誓與軍艦共存亡，毅然將愛犬按入水中，與全艦官兵250余人一起壯烈殉國。

　　鄧世昌犧牲后舉國震動，光緒帝垂淚撰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并賜予鄧世昌“壯節公”謚號，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師昭忠祠，御筆親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鴻章在《奏請優恤大東溝海軍陣亡各員折》中為其表功，說：“……而鄧世昌、劉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沒者也”。清廷還賜給鄧母一塊用1.5公斤黃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撥給鄧家白銀10萬兩以示撫恤。鄧家用此款在原籍廣東番禺為鄧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鄧氏宗祠。威海衛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為鄧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12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命名新式遠洋綜合訓練艦為“世昌”艦，以示紀念。

　　其實，北洋海軍將士們的犧牲精神也同樣感動過敵人。當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獲悉拒降自盡的北洋海軍提督、艦隊司令丁汝昌的靈柩將用民船運回大陸時，覺得十分驚訝，他說“丁提督力戰身敗，如果用民船運送他的靈柩未免荒唐。”于是，他提出用“康濟”艦載送。1895年2月17日下午3時許，伊東祐亨命令停泊在港內的日本軍艦停止奏樂，各艦所有官兵甲板集合，在寂靜和肅穆中靜靜地目送丁汝昌等六人的靈柩被抬上已拆下武器的“康濟”號軍艦。當“康濟”艦鳴笛起航駛離劉公島時，日本聯合艦隊各艦鳴炮，向北洋海軍陣亡將領致哀。

　　然而，與敵人的敬仰截然不同的是，清廷對自殺殉國的丁汝昌，不僅剝奪了他的職籍，沒收家產，還將其靈柩加上3道銅箍捆鎖，涂黑漆以示謝罪，并不準其下葬。直到1910年4月25日，經籌辦海軍大臣載洵奏請，登基不久的宣統皇帝才批準丁汝昌開復原官原銜。又過兩年方才入土為安。這兩個對比強烈的細節特別值得今人認真思考。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已經打撈出水的北洋海軍戰艦遺物，無疑具有重大的文物價值和意義，但它更應成為一部“勿忘國恥，振興中華”的教科書，讓“致遠精神”不斷發揚光大。我們總結甲午戰爭的教訓，不能光看有沒有錢，有沒有軍艦槍炮，有沒有戰略戰術，而是關鍵要看軍心士氣民意如何，是不是真正有一種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頑強拼搏，共克時艱，再創輝煌的強大精神力量和堅強意志，這一點對于決心和平崛起的中國特別重要。凝聚全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共識，強大的精神力量不可或缺。

　　如今，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人類社會的兩大主題。但是，地區沖突或局部戰爭仍連續不斷，恐怖主義也在一直威脅全人類的安全。不僅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德國新納粹主義也不斷抬頭。歷史和現實不斷地提醒我們，和平需要全人類一起來呵護。勿忘歷史就是為了讓警鐘長鳴，我們對甲午戰爭這段歷史了解得越具體，感悟得就越深刻，才能不忘歷史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才能塑造出一個更加美好、和平的未來。（徐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