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決定，國家主席習近平根據該決定簽署了主席特赦令，規定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四類特定的服刑罪犯實行特赦，免除其剩余刑罰的執行,經法院依法裁定后予以釋放。已沉睡40年的我國特赦法律制度終于蘇醒。

　　從1959年到1975年，我國曾經實行過7次特赦。但是，1975年至今整40年，未再實行特赦。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國家再次依據憲法規定，對四類特定的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使之得到寬大待遇，是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全面推動憲法貫徹實施的重大舉措，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執政能力。

　　對刑事犯罪的赦免是國家依法對罪犯免除其罪或減免其刑罰的法律制度，也是國際通行的人道主義措施，有大赦和特赦之分。大赦是國家對不特定多數罪犯的普遍赦免，且既赦罪，又赦刑，對被大赦者不僅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剩余刑罰的執行，而且取消其犯罪記錄，其若再犯新罪屬于沒有前科，不構成累犯。特赦則是國家對特定罪犯的赦免，且通常僅赦刑，不赦罪，對被特赦者僅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剩余刑罰的執行，但仍保留其犯罪記錄，其若再犯新罪則屬于有前科，可能構成累犯。我國1954年憲法既規定了大赦，也規定了特赦，但新中國成立以來只實行過特赦，并沒有實行過大赦。現行憲法則只規定了特赦，沒有規定大赦。目前，我國刑事赦免制度的現狀不盡如人意。

　　我國赦免制度長期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雖然憲法規定了赦免制度，但該制度被長期虛置，設而不用，1975年至今相隔40年才恢復，與赦免相關的配套制度和程序構建發展緩慢；二是關于赦免制度的法律規定過于簡單，目前只有憲法、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對赦免制度有所涉及，且沒有規定具體的特赦條件，更沒有其他可操作性的實體性和程序性規定。

　　應充分認識刑事赦免制度的重要作用。赦免制度具有教育感化功能，通過對罪犯的必要寬容，體現國家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展示刑罰人道主義，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沖突，最大程度地化解消極因素，調動積極因素,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長治久安，維護國家安定；有助于推廣全民法治教育，提高全社會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法治意識。赦免制度既體現了慎刑恤囚的歷史傳統，也是實現刑罰輕緩化的重要途徑，有助于社會各界逐步接受科學理性的刑罰觀，改變社會對嚴刑峻法的過度期待。

　　為完善我國刑事赦免法律制度，推進其法治化和常態化，筆者建議全國人大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赦免法》，明確規定赦免申請主體、適用范圍、適用情形等更具實操性的內容。

　　規范和完善赦免程序。建議規定服刑罪犯和監所及檢察機關的特赦申請權，特赦的啟動既可由服刑罪犯本人或其親屬申請，也可由監所及檢察機關申請。同時建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赦免審查委員會，具體負責對特赦申請進行實質審查并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建議規定不僅可在國家舉行重大慶典時實行赦免制度，也可根據刑事政策的需要隨時實行赦免制度，并且規定每年至少實行一次赦免。例如按照“矜老恤幼”的中國歷史傳統,每年至少一次定期特赦75周歲以上老年罪犯和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犯，以體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實現刑法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我國在1959年到1966年期間曾經實行過6次特赦，平均一年多實行一次特赦，積極作用很大，這一歷史經驗值得借鑒。

　　適當增加赦免制度的種類。除規定特赦外，建議恢復1954年憲法規定的大赦；適當增加赦免制度的適用范圍。建議規定赦免制度不僅適用于老年罪犯和未成年犯，也適用于其他年齡的罪犯；明確規定赦免條件，減少主觀隨意性。為充分發揮赦免制度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建議對赦免條件作出審慎穩妥、符合國情的限制性規定，例如規定對嚴重犯罪不予赦免，赦免對象限于釋放后不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的罪犯，并且規定作為赦免除外情形的嚴重犯罪的種類，減少赦免條件的主觀隨意性，保障實行赦免制度的相關透明度，維護赦免制度的公正性、穩定性和嚴肅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及法治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刑事立法中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刑事赦免制度，提高我國刑事法治的水平，已有良好的社會基礎，建議立法機關盡快推進我國刑事赦免法律制度的法治化和常態化。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