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4日，由志愿者從玉林狗販手里買下的1381只狗幾經輾轉，最終落腳高郵三垛鎮的一處生命護生園。這些狗數量多，且缺少檢疫證明，志愿者的舉動一度在當地引發爭議。如今，一個多月過去了，這里沒有了關注目光和喧鬧人群，但僅靠志愿者，護生園的持續生存成了問題。（8月31日《新聞晨報》）

　　吃狗與救狗，在成為一場輿論盛宴之后，隨著圍觀者的散去，正在逐步被人淡忘。那曾被激發而高漲的保護熱情，也正在日益降溫。志愿者救下的一千多條狗，要么圈養起來要么被人收養，給他們找到一個不被“屠殺”的去處。否則，沒有了后續資金的保障，沒有專業的檢疫與喂養，那么被救的狗將再次面臨著健康與生命的危機。

給一千多條流浪狗一個不被“屠殺”的去處

　　該不該救狗，如何救狗，一度成為公眾討論的話題。如果說狗的來源合法，并且經過了正軌的檢驗，那么所謂的救狗行為就缺乏合理性。如果說狗的來源不合法，比如屬于被迷暈、毒殺或者失落的流浪狗，或者是被主人賣掉的寵物狗，那么救狗則順理成章。但問題是，造成玉林狗肉節大量狗來源渠道不合法的，恰是監管層面的缺失，以及相關制度的缺陷，使得狗肉的來源渠道不正規，大量的寵物狗或者流浪狗成為食客的盤中餐。在這種體系性的問題下，若是不能解決最根本的渠道問題，那么愛心的承接顯然難以為繼，也會加劇愛心本身的透支，最終在無以為繼的情況下，救狗行動將會變得越來越弱。

　　狗該不該救，答案是肯定的。但如何救卻涉及到一個方式和手段的問題，并對最后的結果產生決定性作用。時下的救狗行動實際陷入了兩個誤區，一是愛心組織和民間機構自身還存在認識上的缺區，把禁止和保護等同起來，使自己面臨的對象群體太大，也無以獲得最廣泛的支持。狗肉能不能吃，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限制，而玉林等地的狗肉節民俗文化，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若是基于保護的目的而倡導取締，既不現實也會把自己置于孤立面。二是出現了嚴重的責任倒置，救狗成了單純的“回購活動”，通過花錢購狗的方式，把即將成為盤中餐的狗給及時解救出來。然而問題是，若沒有從根本上找到解決的途徑，那么這種方式只能救出數量有限的狗，后續還有大量源源不斷的補充。甚至當回購成為一種生意之后，在更大利益的誘使下，反倒會造成某些商家的變本加厲。

　　確切說，倡導動物保護本身無可厚非，也是當前構建人性化社會的現實需求。然而動物保護既需要程序正義的檢驗，也需要得到手段合理性的認可，否則就可能把自己陷入大眾的對立面，從而喪失民意支撐的基礎。比如很多次，動物保護組織都采取“高速路上攔車”的極端方式，在手段上存在較重的違法性，結果不但未能獲得輿論的支持反倒是聲討。對于玉林救狗也是如此，當其以回購的方式作為主要辦法之后，從開始就注定其處于失敗的境地。真正有效而必須采取的行動，則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內，采取有禮有節的辦法，促進政府監管部門迅速發揮作用，對狗肉的來源渠道進行規范，讓那些來路不明又未能經過檢驗的狗，要么回到其來處，要么找到一個去處，而不是大量回購然后集中喂養，最終手段的局限性也會造成行動的難以持續。

　　誰能承接“救狗行動”的后續成本重負，這個問題需要獲得全社會，尤其是監管層面的回答。不過，對于民間組織來說，如何把形式意義與實質意義結合，讓短期目標與長遠目標結合，讓民間力量與公共管理結合，讓內生力量與外部力量結合，其實也是對自身能力與水平的有效檢驗，也是驗證民間慈善成熟度的標尺。（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