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了上半年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匯總表。其中，違規收送禮品禮金問題1599起，占查處問題總數約11％；給予1643人黨紀政紀處分，占總人數的14.48％。而且，違規收送禮品禮金呈現出花樣翻新的勢頭，不僅披上了“隱身衣”、涂上了“保護色”，更搭上了電子科技的順風車，玩起了“七十二變”，更具隱蔽性，更難察覺。

　　1 “變形”不斷上演

　　從春節到元宵，從清明到端午，從中秋到重陽，節假日往往是違規收送禮品禮金易發、多發的重要節點。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嚴禁違規收送禮品禮金，但從中央紀委監察部近期通報的案件來看，購物卡的“市場”依然存在。

　　“一些行賄人認為，送錢太直接，送禮品又太扎眼，而送購物卡，既拿得出手，又讓收禮者覺得沒有現金那么‘燙手’。而且，購物卡還具有匿名、攜帶方便、不易追查的特點。這樣一來，送卡的理直氣壯，收卡的心安理得。”中南大學廉政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滿春教授分析說。

　　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歙縣供銷社原黨組書記、主任汪安長，就因先后違規收受服務對象禮金7000元、購物卡4000元及酒（折價3000元），違規在下屬企業報銷費用104329元，并長期借用服務對象車輛等問題，受到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

　　中央八項規定頒布實施以來，“四風”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但不良作風樹倒根存，收送禮品禮金等違規行為趨于隱蔽，轉入“地下”，而且花樣翻新，讓人防不勝防。

　　浙江省諸暨市國稅局干部章光祥到企業報銷應由個人支付的各種費用4000元；貴州省清鎮市水務局水資源科負責人龔冬艷違規收受管理和服務對象發放的“專家評審費”；張漢夫在擔任北京市昌平區成人教育中心主任期間，在下屬單位報銷個人費用共計人民幣59078元。一些人不敢直接收受禮品禮金，卻賊心不死地拐著彎“揩油”。

　　還有一些人更是搭上了電子科技的順風車，干起了“無痕”送禮。隨著網絡禮品禮金市場的異軍突起，微信紅包、支付寶轉賬、電子禮品卡、充值點券等隱蔽性極強的送禮方式成為一部分人的“送禮神器”。據某銷售電子禮品冊的網站經理介紹，他們共有88元到4999元不等的電子禮品冊，每本冊子里附帶賬號和密碼,收到禮品冊后只需要到網站上兌換相應的產品，便可在家坐等快遞。如果不想要禮品，也可以和商家協商兌換現金。如今，這樣的生意似乎越做越好。

　　“這其實是用電子商務的表象掩蓋了行賄受賄的實質，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完成權力與金錢的交易。”四川省宜賓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宿斌說。

　　2 撥開“變形”迷霧

　　收送禮品禮金手段不斷翻新，這“七十二變”究竟所為幾何？

　　“送紅包、送禮品，其最終目的還是獲得權力庇護和回報，本質上還是行賄受賄。”江西省犯罪學會副秘書長顏三忠說。

　　穿上“隱身衣”，紅包依舊是紅包，禮品也依舊是禮品，依然會對公權力產生巨大的腐蝕和破壞，依然會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公信力。那么，為什么違規收送禮品禮金屢禁不止呢？究其根源，還是黨員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不到位。有的地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存在上緊下松現象，反“四風”的壓力傳導不足；有的人一直懷疑糾“四風”能不能抓到底，在不停觀望“風向”的同時伺機而動；有的人仍心存僥幸，認為“我不干，別人也會干”，收個禮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沒人說，便萬事大吉。思想認識上的不足，使一些黨員領導干部有恃無恐，面對唾手可得的禮品禮金時依然收不住手。

　　“通過電子科技手段收送禮品禮金，隱蔽性更強，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管難上加難。”云南省保山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張晉昆直言。

　　“電子紅包的調查取證雖說并非無跡可尋，但要從數以億計的海量數據中篩查可疑線索，找出異常支付、異常交易的蛛絲馬跡，對于紀檢監察機關現有情況而言，還是有些力不從心。”江西省于都縣一名紀檢監察干部說。

　　比如微信紅包，將微信與銀行卡綁定，只需要動一動手指，就能完成紅包的發送。不受時空限制、金額難控、隱秘性強，再加上電子紅包的數據量大，存在發現難、認定難、取證難等問題，監管查處有一定難度。這些特點使其成為“有心”行賄者的“新寵”。

　　“針對花樣翻新的禮品紅包，相關部門應加強具有針對性的制度設置和追究機制，讓制度發力鎖住‘變形紅包’的喉嚨。”張晉昆說。

　　3 給“變形”紅包戴上“緊箍”

　　2014年9月4日，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黃樹賢與網友們在線交流時表示，中紀委已將“利用電子商務提供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等”列入反“四風”查處范圍。

　　據記者統計，去年中秋節前夕，全國共有28個省份發布了與中秋國慶“兩節”反腐相關的禁令，10余省份緊盯微信紅包腐敗。除了發布禁令，各省區市更是動作頻頻。

　　云南省在加大對黨員領導干部收送紅包禮金問題整治力度的基礎上，又將“嚴禁領導干部收送紅包”列為“六個嚴禁”專項整治工作內容，并特別強調嚴肅查處違反規定收受微信紅包、電子預付卡等問題。今年上半年，云南省紀委就查處違規收送紅包問題32起，給予黨紀政紀處分28人。

　　江西省強調，對于違反規定接受紅包且不主動上交的黨員干部，一經查實，不論數額多少，有職務的，按照組織程序一律先免職，再依據有關黨紀政紀規定給予相應處分；沒有職務的，依據有關黨紀政紀規定給予相應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據悉，2013年9月至2015年4月期間，該省三級廉政賬戶收到紅包及其他違紀款1.56億元，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違規收受紅包問題118個、處理155人，省紀委先后11次通報19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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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明確提出，堅持“一案雙查”，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四風”問題突出、發生頂風違紀問題，出現區域性、系統性腐敗案件的地方、部門和單位，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嚴肅追究領導責任。比如，福建省龍巖市紀委今年以來共查處重要崗位一把手違紀違法案件11件。其中，永定縣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吳瑞林，新羅區委原常委、宣傳部長鄭華文在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斂，繼續收受財物，兩人在2014年分別受賄數10萬元。

　　“充分發動群眾力量，創新網上監督方式，實現對頂風違紀者的實時監督。”云南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負責人表示，要徹底扒下紅包的“隱身衣”，還須完善相應的配套措施給它戴上“緊箍”，在各級網站開設舉報專區和曝光臺，引導群眾借助網絡、微博、微信等新技術平臺進行舉報，盯牢“四風”新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