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東省人社廳召開“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支持高水平大學建設”征求意見座談會。據悉，廣東省在全國首次提出向高校下放崗位設置、公開招聘、職稱評審、薪酬分配、流動調配“五個管理權限”，項目之多、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在全國開了先河，多項政策舉措引領全國、走在前列。這意味著，廣東高校將可自評職稱、自定薪酬。

　　雖然《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但是，據實而言，高校的所謂辦學自主權，受行政權力鉗制得太多。落到嚴謹的人事制度層面，主管部門的各種規章更是形如緊箍咒，長此以往，不免生出諸多弊端，譬如職稱評審跑關系、薪酬分配按資排輩，政策的激勵效應漸次淡然。在打破教師資格“終身制”的大背景下，高校人事制度確實到了改革調整的時候了。

　　在現代大學制度下，高校的崗位設置、職稱評審、薪酬分配等等，都屬于辦學自主權的范疇，在學校內部由學術委員會等組織審定或評議。但在我們的政策框架中，由于人事政策的背后直接牽連著人事關系與財政支出，很多事項都被大一統地收歸到行政主管部門直接控制。由此，一方面行政權力干擾著學術權利；另一方面，讓大學的辦學體制愈來愈僵化，根本上不利于高水平大學的建設。

　　改革既是對不同群體利益的重新調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場“削權革命”。而改革的旨歸在于通過簡政放權來釋放和激活社會活力與市場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廣東省向高校下放“五個管理權限”，可謂是改革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其既實現了政府部門的簡政放權，又尊重了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同時還會由此釋放大學的辦學活力。一舉三得的利好政策，應該被輿論點贊。

　　當然或有人會擔憂：將“五個管理權限”下放給高校，在大學校園內各種形式的腐敗不絕于耳的當下，是否會讓高校徒添亂象？靜態來看當然有可能，不過，按照責權利對等的原則來看，賦予了高校自主的相關人事權力，其必然要承擔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簡而言之，當一所大學的董事（理事）、管理者以及全體教職工的切身利益，都跟這所大學的聲譽相掛鉤，且這所大學的聲譽好壞，能夠通過內部人事政策所影響，或將激發出活躍而正向的辦學合力。

　　進一步說，將“五個管理權限”下放高校，大學的民主管理水平就有了提高的可能。賦權之后的大學，只有通過董事會（理事會）和學術委員會來行使決策權和評審權，才能公平公正、令人信服。大學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大學董事會（理事會）擁有決策權，學術委員會的學術權利得以彰顯——這難道不是更富效率與質量的現代大學制度圖景嗎？從這個意義上看，廣東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說其為構建現代大學制度奠基一點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