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了戰略部署。《決定》全面分析了我國在依法治國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教訓，針對我國法治建設中長期存在的諸多突出問題，提出了新思路、新舉措。《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達此目標，就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法治是國家政治文明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其實質是限制權力，為權力劃定范圍和界限，使權力的行使不再任性，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保障社會公平有序高效的運行。法治精神是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法治國家建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具有漸進性、持續性和階段性的特點。因此，必須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中不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社會管理體制等，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現代良治社會，使社會運行更加公開、公平、公正和高效。為此，必須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基本制度體系。現代治理體系的基本制度要素必須具備四個基本特征，即問責制、透明度、參與性和可預期性。

　　問責制要求公共組織（如政黨和政府）的決策者對其行為有承擔責任的能力。有效的問責制包含兩個基本要素：質詢反饋機制和清晰的行為結果陳述機制。前者要求建立對有關決策行為的定期信息發布和質詢應答機制，后者要求決策者明確陳述其決策可能產生的結果（包括成本收益和可能的風險），以及相應的激勵約束機制。問責機制既包括內部問責機制，也包括外部問責機制，所有決策者及其執行機構負責人必須按程序對內承擔問責，也必須對體系外部的訴求問責。問責制要求不同公共機構權力責任邊界的有效劃分，以減少權力邊界模糊導致的互相推諉和效率低下。

　　透明度則要求公共組織的相關信息（如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規）以最有效（快速、低成本）、無差異的方式“告知”所有“利益相關者”。這些信息必須具有可獲性、有價值、易理解的特征。透明度原則不僅要求公共政策本身透明，更要求政策制定的理由和制定過程必須透明，還要求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透明。透明度原則旨在保證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信息盡可能對稱，以減少信息誤導，增加決策制定和實施過程的公開、公平和公正，減少社會誤解或猜忌可能引起的社會混亂和低效率。

　　參與性指的是在充分信息和透明決策過程的基礎上，所有利益相關者有權選擇其參與程度（不存在排除某些人），并保證其訴求得以在決策及實施過程中得到充分反映。參與性社會治理模式可以減少決策及其執行的社會成本，增加社會對決策者的信任度，降低公共部門和民間的潛在沖突。

　　可預期性既指決策者行為的可預測，也指利益相關者對組織行為及其治理過程的可預測。這一原則要求公共組織的決策和實施必須基于事前確定的、清晰的、一致的、有效實施的法律和規則（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安排的公正、有效、穩定和一致性原則，是保證可預期性的前提。朝令夕改、或者決策和執行的隨意性，都會導致社會信心的下降和微觀行為的非理性，既影響公共政策的實施效果，也影響社會的穩定運行。

　　現代治理體系的以上四個制度特征，隱含了民主參與的理念，它們在理論和實踐中是相互聯系的。問責制通常與參與性密切相關，也是透明度和可預期性的最終保證。如果沒有問責制，公共組織決策的可預期性將難以保證，同樣，如果沒有相關制度安排以約束公共組織的行為并實施問責，透明度和信息公開也就無法保障。規則實施的可預期性有助于保證公共組織的問責制，而透明度則有利于實現公共組織治理結果的問責制、參與性和可預期性。事實上，過去這些年來的許多公共事件表明，公共決策的沖突和決策失靈大多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以上基本原則。

　　（作者系民盟中央副主席、廣東省政協副主席、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