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黑龍江省綏化市明水縣的大貨司機李海峰在運貨途中，購買了四包今麥郎（日清）食品有限公司生產的“誘惑酸辣牛肉面”當午餐，發現其中的醋包中含有異物，且是過期食品，隨后向今麥郎公司索賠450萬元，今麥郎只愿“獎勵性”賠償7箱方便面和電話費，并于今年5月向公安機關報案。5月29日，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公安局以“李海峰涉嫌敲詐勒索”立案偵查，隨后李海峰被河北警方列入網上追逃犯罪嫌疑人名錄。（7月26日《法制晚報》）

　　生活中，消費維權高額索賠不成，反被控敲詐勒索的案例并不鮮見。最著名的當屬黃靜“天價索賠案”。2006年2月，黃靜花20900元購買一臺華碩V6800V型筆記本電腦，后因故障不斷與華碩多次交涉，并提出500萬美元“懲罰性”賠償，被警方以敲詐勒索罪刑拘，后被批捕。

　　此類案件，有很多共同點，都是遭遇消費侵權后高額或“天價”索賠，都有索賠不成則聲稱向網絡、媒體曝光等，都是協商賠償過程中被控敲詐勒索。

　　從侵權索賠、消費維權的受害者，到“涉嫌敲詐勒索”被刑拘、追逃的犯罪嫌疑人，似乎只有一步之遙——只要具備“天價索賠”情節就能性質突變、情勢逆轉？其實不然。

　　刑法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可見，維權索賠與敲詐勒索的界限就在于，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故意，客觀上是否實施了“威脅或要挾”的行為。

　　所謂“非法占有”，是指無事實依據，也無法律依據的純粹“敲詐”占財行為。消費者遭遇消費侵權，有權提起索賠主張，就屬于“事出有因”且依法有據，而非“非法占有”。

　　所謂“威脅或要挾”，必須情節嚴重，既要具有手段非法性，也要具有強制性，危及他人的人身權利或者其他權益，迫使對方不得不接受條件、交出財物。對于弱勢群體消費者的“天價索賠”，商家完全可以拒絕，也可以協商解決，還可以建議消費者通過仲裁、訴訟等方式進行，并不受消費者控制，“天價索賠”本身并不等于敲詐勒索。至于消費者聲稱或已經向有關機關舉報、控告，向社會、媒體曝光的行為，既是一種監督行為，也是一種維權手段，并不具有非法性和強制性，因而不屬于敲詐勒索犯罪意義上的“威脅或要挾”。

　　回看黃靜案，2007年11月北京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后，又于2008年9月作出刑事賠償確認書：“黃靜在自己的權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賠，并不是一種侵權行為，反而是一種維權行為，所要500萬美金屬于維權過度但不是敲詐勒索”。可見，天價索賠只是“維權過度”的問題，媒體曝光也不等于“威脅或要挾”，本質上都屬于消費維權范疇，并不觸及刑法。

　　基于合法權益被侵犯的“天價索賠”，不等于敲詐勒索；“過度維權”行為也有民事法律規制，無需刑法伺候，只有社會危害性足夠嚴重才能動用刑罰。動輒上刑入罪，有違刑法謙抑性原則，并非法律之幸、民生之福。而在過于強勢的商家面前，消費者也只會望而生畏，選擇“用腳投票”。

　　無論商家、消費者，真誠溝通、協商是化解此類糾紛的基礎，消費者需要理性維權、注重方式，商家也要大度認錯、誠懇道歉，像金麥郎“給予7箱方便面算是對消費者提出意見的獎勵”的“獎勵性”賠償，完全是居高臨下、不愿認錯的傲慢姿態，或許也是激起消費者天價賠償的一個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