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聶華苓在北京出席回憶錄《三生影像》座談會。

　　人物簡介：

　　聶華苓，1925年生于湖北武漢，1949年遷居臺灣，后定居美國愛荷華。1967年與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迄今共出版中、英文及其它文字作品22本，代表作有《翡翠貓》《桑青與桃紅》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聶華苓12歲，成了流亡學生。她和同學們一起唱著流亡歌曲《松花江上》，歌詞里那句“流浪、逃亡，逃亡、流浪”，竟成了她前半生的主旋律。

　　1949年，聶華苓24歲，帶著家人遷往臺灣。到達臺北的那天，碰上臺風。狂風呼天搶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響，隨時要裂開的樣子。

　　1978年，聶華苓53歲。離開大陸29年后第一次返鄉，她和家人幾經周折前往詩人艾青家中拜訪。她迎著日暮的夕陽，沿著窄窄的胡同往里走，胡同的另一頭，艾青焦灼地站在門口等待。走近些，艾青看著她說：“怎么現在才來？”

　　2015年，聶華苓90歲，關于她人生的紀錄片在武漢首映。這位著名作家、翻譯家，因為和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共同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下稱“國際寫作計劃”），為全世界中文作家與國際文壇的接軌提供了平臺，在華人世界享有極高聲譽。鏡頭之下，她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承載了她所處的時代，以及那一代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過程。

　　北京時間6月6日23點，記者撥通聶華苓的電話時，大洋彼岸的她剛剛迎來周末的清晨。

　　在低谷中迎來曙光

　　90年前，那個戰亂頻仍的年代，聶華苓出生于湖北武漢。因為父親聶洗的桂系身份，1929年桂系失勢后，聶華苓隨家人躲避到漢口的日租界，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她愛呆在家里聽父親母親講外面的花花世界，也會溜進門房聽聽差們講那些直系、奉系、皖系的軍閥，以及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軍閥打來打去，本來是朋友的，不知怎么一下子變成了仇人；本來是仇人的，一下子變成了朋友，結合起來打別人……”在自傳《三生影像》中，那個亂世也因為聶華苓的筆觸變得鮮活起來。

　　聶華苓11歲那年，父親去世。一年后，抗日戰爭爆發，剛考入湖北省立一女中的聶華苓和同學們一起“排山倒海”地參加抗日活動。初中畢業后，她輾轉來到戰時陪都重慶，后進入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讀書，并和同學王正路結了婚。

　　1949年，聶華苓拖著母親和弟弟妹妹，冒著臺風到達臺北，開啟了全新的生活段落。她加入雷震和胡適創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開始以本名寫散文和小說，并受到雷震的賞識，成為編委會中最年輕的，也是唯一的女性成員。

　　那時的臺灣文壇，反共八股盛行，聶華苓卻偏偏關注政治框架以外的純文學作品。在她的主持下，梁實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還有柏楊的小說、余光中的詩，一篇一篇在《自由中國》發表出來，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

　　命運的捉弄卻并未消停——1960年，言論開放的《自由中國》遭國民黨當局封閉，聶華苓的家門外一直有特務徘徊，接著是母親去世，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無救”狀態。聶華苓遭遇了生命的低谷。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生命的曙光出現了。這道光，便是安格爾。這個著名的美國詩人，曾被約翰遜總統聘任為美國首任國家文學藝術委員會委員，并任華盛頓肯尼迪中心顧問。1934年，安格爾創辦面對美國年輕作家的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并將它打造為全美最有聲望的寫作工作坊。

　　1963年，在歡迎安格爾訪臺的酒會上，55歲的安格爾與聶華苓不期而遇。在讀過聶華苓的短篇小說集《翡翠貓》后，再見到作者本人，他對這個靈巧的女子著了迷，忍不住發出邀請：“你想去愛荷華嗎？”

1979年初秋，蕭乾（左二）受邀來到愛荷華，聶華苓（中）和安格爾特意舉行了“中國周末”。

1972年，聶華苓和安格爾在紅樓后園蕩秋千。

　　后半生的牽絆

　　1964年，聶華苓接受安格爾的邀請，從臺灣來到愛荷華。3年后，國際寫作計劃誕生。1971年，他們結婚，把家安在愛荷華河邊的小山上，取名紅樓。聶華苓的流浪至此才真正結束，而安格爾和國際寫作計劃，成了她后半生的生活重心。

　　作家汪曾祺曾說聶華苓“心血來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說的就是國際寫作計劃誕生的前因后果。但當記者拿著這12個字問起當時的情況，聶華苓哈哈大笑：“其實也算不上完全的心血來潮，是經歷積累到那個階段了。”

　　一次泛舟愛荷華河的時候，安格爾提起退休的打算，聶華苓突然建議：“你為什么不成立一個國際性的寫作計劃？”“你這個想法有點瘋狂！”安格爾說。“你試試吧！”面對聶華苓的堅持，兩人又聊了許久，安格爾最終承認：“倒是個有趣的想法。”

　　就這樣，從1967年開始，每年都會有二三十位外國優秀作家受邀來到國際寫作計劃。“交流時間起初是半個學年，后來出于財力、人力等方面的考慮，調整為3個月，人數漸漸變少，但越來越精。在愛荷華，作家們可以完全自主地寫作、討論、參觀、旅行。”至于每位作家幾千美元的經費，最初由她和安格爾自籌，后來得到一些基金會、學術機構甚至美國國務院的資助。

　　安格爾曾主持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22年，培養了不少有名的美國作家。他開玩笑：“獵狗聞得出肉骨頭，我聞得出才華。”聶華苓和他大概是一類人。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是在1985年參加國際寫作計劃的。當時，他剛33歲，出版了兩部小說，名氣還不是很大。聶華苓記得他很沉默，也很少參加組織的活動，幾乎通宵寫作。中國作家莫言也是在獲諾獎前8年接到的邀請。

　　1981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在開戰，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了這兩個國家的作家。在愛荷華一見到彼此，他們就互擲酒杯，破口大罵，可幾個月過后，離開愛荷華時，他們在機場抱頭痛哭。

　　就這樣，40多年中，1400多位來自70多個國家的作家來到愛荷華。用中國作家劉恒的話說：“這是一個縮微的世界。它融合了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經歷、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也創建了一種非常獨特的交流方式。”1976年，聶華苓和安格爾被24個國家聯合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聶華苓也一直沒有停止寫作。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她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一朵小白花》，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等作品。

　　“我們這一刻在一起”

　　大陸作家真正參與到這個計劃中，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作品好、會英語又出過國的蕭乾，成了他們的第一個邀請對象。

　　那年初秋，聶華苓和安格爾特意舉行了“中國周末”。在彼此隔絕了30年后，來自大陸、臺灣、香港和美國的20多個華人作家第一次聚在一起，討論中國文學。聶華苓記得，“每個人都抓著蕭乾談話，仿佛抓著的是故鄉的泥土。蕭乾應接不暇，卻一直微笑著”。也是在那次討論會上，她說：“我們不是來交鋒，而是來交流，來互相了解、互相認識的。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體結論。我們這一刻在一起，這就是結論。”

　　蕭乾之后，丁玲、艾青、王蒙、劉賓雁、茹志鵑、王安憶、汪曾祺、余華、蘇童、畢飛宇等大陸作家，鄭愁予、白先勇、林懷民、蔣勛、陳映真等臺灣作家，以及董啟章、李怡等香港作家，先后來到愛荷華，通過國際寫作計劃與各國作家交流。聶華苓選人的標準只有3個字：作品好。愛荷華大學的圖書館、芝加哥圖書館等，都是她借閱中國文學作品的寶庫。讀過了，覺得好， “就和這位作家朋友取得聯系，發出邀請”。

　　丁玲是在1981年來到愛荷華的，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對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丁玲對什么都感到新鮮，像個天真的小女孩。”她和丈夫陳明住在山下的五月花公寓，聶華苓夫婦住在山上，散步10分鐘就到了，4個人常一起坐在小院的臺階上談天說地。

　　丁玲在愛荷華碰見了蔣勛。“她對他又喜歡又好奇，喜歡的是他這個人，好奇的是他從臺灣來的。她總是笑瞇瞇地望著他。那時候，兩岸還沒有來往。”同樣來自臺灣的林懷民也說：“來到國際寫作計劃后，我才發現原來世界是可以這樣自由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最重要的是，在這里你開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王安憶是在1983年跟著母親茹志鵑來愛荷華的。在聶華苓眼中，這對母女的思想和對現實的看法，如同她們的創作，反映了不同的時代。“王安憶是歷年在愛荷華活動最多的中國作家，和美國年輕人接觸最多。活動之余，她會參加中國作家的聚會。她比大部分中國作家都灑脫，擺脫了很多牽牽絆絆，能獨立地去看外面的世界。”

　　根在大陸，干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1988年，聶華苓和安格爾退休。1991年，他們獲得波蘭政府文化部頒發的國際文化獎。那年3月，他們興沖沖地準備去領獎，可安格爾倒在了芝加哥機場，再沒有回來。

　　沒有安格爾的日子，聶華苓的生活“似乎是老樣子，很生動，很豐富。但回想起來，只是一片空白”。工作卻并未停止。一位匿名人士向學校捐來50萬美元的贊助，指明“供聶華苓為愛荷華大學運用”。“我用它來邀請中國作家。近十年，每年一位中文作家的費用，都是用這筆錢的利息支付的。”

　　聶華苓不再參加國際寫作計劃的活動，但仍會將到訪的中國作家請到紅樓喝茶，或到外面共進晚餐，與他們聊文學、中國，還有人生百態。“我用中文寫作，卻和中國離得很遠。這個距離，讓我對人對事都更客觀，這在邀請作家時很有必要。但作家的生活不需要這種距離。作家就應該近距離地感受生活，然后將這種感受寫入作品。”聶華苓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很難將某個時代的作家與另一個時代的作家相比較，但成長的土壤對作品有很大影響，“大陸作品有本土氣息，有它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在其中；臺灣的文學是內向的，屬于島嶼文學；香港是中西都有，所以我說真正好的中文作品多半出自本土，它有深厚的根在那里。”

　　聶華苓自己的根，深深扎于大陸，在臺灣長出了挺拔的枝干，最終將生命的枝葉散開在愛荷華。她已將自己的名字，刻在安格爾的墓碑上。那塊黑亮的大理石碑的背面，刻著安格爾的一句話：“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發光。”（文/肖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