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布宜諾斯艾利斯７月６日電財經觀察：似曾相識　希臘危機的阿根廷鏡像

　　新華社記者葉書宏　趙燕燕

　　希臘未能按時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到期債務，陷入技術性違約，為防止擠兌和資本外逃，政府不得不實施嚴格的資本管制，而是否向國際債權人妥協接受“緊縮藥方”，５日的希臘全民公投又給出了否定答案，希臘債務危機解決前景堪憂。

　　希臘全民公投結果一經公布，萬里之外的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感同身受”地通過社交網站推特表達了對希臘民眾的支持。她寫道：“我以阿根廷政府和人民的名義對勇敢的希臘人民表示支持。”她說：“歐洲的領導人應當理解票箱所傳遞的信息”。

　　１３年前，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政府采取嚴格的金融管制，凍結儲戶銀行存款并止付外債，進而演化為波及全國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幾天之內政府數易其主。最終由基什內爾總統“接盤”并與國際債權人進行債務重組談判，步入長達十多年的“脫債”之路。

　　與希臘相比，當時的阿根廷還手握貨幣發行權，通過把美元存貸款“比索化”并貶值尚可大幅減輕債務壓力，歐元區的希臘沒有自己的貨幣，從而喪失了運用貨幣政策應付危機的能力。當然，兩次歷史事件的異同自然不只這一面。

　　如果說阿根廷和希臘在危機發生背景上有何類似，那就是都分別由一場導致全球經濟榮衰變更的外部危機所引發。阿根廷發生危機前幾年，東南亞和俄羅斯相繼發生金融危機，從而影響全球經濟增長和資本流向，希臘問題最初發生也是與肇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密切相關。當然，兩國自身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問題發揮了主導作用。

　　從危機發生的根源看，阿根廷的問題主要出在上世紀９０年代的“兌換計劃”。當時的梅內姆總統和經濟部長卡瓦略將比索與美元匯率綁定為１比１，并以外匯儲備量為貨幣發行基礎。

　　“兌換計劃”和大規模私有化使阿根廷成為國際資本投資洼地，上世紀９０年代上半期，外部資金紛紛下注阿根廷，阿根廷經濟過度膨脹、政府負債率極速提升。

　　然而與美元等值綁定無異于變相高估比索匯率，生產效率和產業競爭力不會在一夜之間提升，相反匯率嚴重高估和國內通脹導致阿根廷出口部門競爭力嚴重下降，加之進口不斷增加，致使貿易收支持續惡化。

　　到了上世紀９０年代下半期，隨著阿根廷國內私有化接近尾聲，國際信貸成本提高，外資流入減少，加上長期匯率高估和進口消費過度導致的貿易盈余大幅下降，維持公共開支水平只能依靠增加稅收和高息發債，結果導致財政赤字和公債負擔不斷加重。

　　加之東南亞和俄羅斯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動蕩和后來的美國經濟衰退，外資銳減，對經濟的“馬太效應”很快顯現，繁榮期被資本賬戶盈余掩蓋的赤字和負債問題在經濟衰退期迅速凸顯并最終引發危機。

　　反觀希臘，過度倚重外資的發展模式和“不負責任的借貸行為”同樣存在。上世紀９０年代末期，希臘加入歐元區的樂觀預期開始驅動北歐富國投資者下注希臘經濟。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馬蒂亞斯·馬泰斯認為，北歐投資者大量購進便宜而高收益的南歐國家債券，不僅導致希臘等南歐國家經濟過熱，金融機構“慷慨的”流動性也誘使政府“貪杯”，負債規模過度膨脹繼而失控。

　　在外資驅動下，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希臘經濟年均增速高達３．８％。與此同時，物價和工人工資交替上漲，導致國家出口競爭力嚴重下降，貿易盈余不斷減少。然而，只要經濟持續增長，外資持續流入，這一問題就不會演變為經常項目收支危機。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讓希臘不可持續的債務問題浮出水面。

　　實際上，希臘并入歐元區與阿根廷實行“兌換計劃”在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方面有“異曲同工”之處。希臘貨幣政策受制于歐洲央行，當經濟惡化時無法進行逆周期干預；阿根廷綁定匯率并參照外儲等額發行本幣，意味著外儲規模約束國內貨幣供給，而當經濟或貿易下滑時，政府很難通過貶值或降低利率等措施釋放流動性，負債自然成了兩國政府的共同選擇。

　　在對比阿根廷和希臘危機之后，阿根廷經濟學家阿烈杭德羅·西蒙諾夫認為，兩國經濟結構和所處經濟環境各有不同，但缺乏有競爭力的出口部門、僵硬而缺乏獨立性的貨幣政策、過分依賴外資的增長模式以及不當的財政政策和超前消費的福利社會，都是導致兩國陷入危機的共同特征。

　　阿根廷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樣開出了緊縮藥方，當時的杜阿爾德總統為爭取援助只能遵照執行，但這種“優先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緊縮計劃”導致了阿根廷經濟進一步惡化并最終陷入“倒債”危機。這也是后來阿根廷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缺乏信任的重要原因。

　　幸運的是，從２００３年開始延續十年的大宗商品上漲行情為阿根廷走出危機創造了有利條件，而政府在兩次債務重組談判中堅持把償債義務與國家未來經濟增長綁定的做法，如今看來也是明智的。政府自然要為過去的政策失誤負責，但經濟可持續增長才是還債的前提。克里斯蒂娜總統在其推特中所言不乏道理——“死人是不會還債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