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渣男騙15女大學生莫當香艷談資

　　今年41歲的無業男子田福生，冒充清華、北大雙碩士，自稱做奢侈品生意，4年多的時間里，通過QQ聊天等陸續與15名女大學生談戀愛，并騙取人民幣35萬余元，至少3人曾為其打胎。更令人吃驚的是，有幾位被害人是同一寢室的室友。17日上午，北京房山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檢方以詐騙罪對田某提起公訴。

　　于是，在一種起哄戲謔的氛圍內，這一詐騙案被描述成“大叔逆襲”，而受害者不幸的人生遭遇，又一次成為眾人的香艷談資。而與此同時，對于那15名受騙的女大學生，一干圍觀者更習慣于擺出一副“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姿態，對之橫加嘲諷。

　　面對此類桃色新聞，公共輿論對“受害女性”的剖析，往往都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刻薄，也已然形成某種程式化的套路。比如說，總是以“有錯推定”的視角，來想象女性角色的所作所為；總是以調侃的口吻，來“消費”事件本身最隱秘、最細節的部分。而在田福生一案中，上當受騙的女大學生們，當然難逃被貼上虛榮、低智、不知恥一類的標簽。

　　所謂大叔逆襲，本質上不過是“渣男作惡”。這一判斷，理應是我們理解該案的基本立場。受害女大學生也許有錯，但既無直接的事實依據，本該心懷同情、嘴下留德才是。值得反思的是，在一個價值日益多元的時代，諸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一類的粗糙標準，是否仍舊適用于我們之于“情債糾紛”的觀察——事實上，從沒有一套絕對適用的解讀框架，可被套用來就所有個案展開分析。

　　或許，每一起個案，都有獨特的原由。以田某案為例：女大學生的社交偏好與心理弱點，網絡工具所衍生的技術性風險，以及異性魅力的行為學構成，諸如此類都是值得研究的嚴肅議題。說到底，在一個知識化的社會，消化任何一起極端的個案，都必須超越于原始的道德成見。

　　□然玉（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