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一個風云人物的倒掉|沸騰

　　今天，李克強總理記者會剛剛結束，中紀委網站就拋出一則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多年來一直以“強人”面目示人的官場另類仇和，再一次以極為任性、十分霸蠻的方式，吸引了公眾關注的目光。這位曾經在一眾官員中個性十足與眾不同的政治強人，到頭來卻仍然與那些他批評、怒斥過的貪官們為伍，成為繼白恩培、張田欣和沈培平之后的“云南第四虎”。

　　目前尚不清楚仇和落馬的具體情由，盡管中紀委公告依然采用了經典的“八字判詞”：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但從中紀委以往查辦同級別官員的實踐經驗看，絕非輕描淡寫。這個一度自詡“我是被一路舉報，但是我的仕途卻是一路驚喜”的高官，這一次恐怕很難再有“驚喜”，接下來將陸續揭出的問題，注定只能是“拍案驚奇”！

　　其實，仇和一路走來，爭議不斷。盡管最后都確如他自己慶幸的那樣，個人仕途一路驚險、一路驚喜，從沭陽縣委書記到宿遷市委書記，從江蘇省副省長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直至升任云南省委副書記。不過，透過以往那些爭議的聲音，依然可以尋覓出一些危險的信號、信息或者說線索。

　　主政沭陽，給教師下達“招商引資”任務，被央視《焦點訪談》報道；讓有小偷小摸等行為的人，在電視上念檢討書，取名“沉重的懺悔”。

　　主政宿遷，宿遷推行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業，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而從一開始的出售國有單位的門面房，到所有國企改制“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再到拍賣鄉鎮衛生院、醫院，再到出售學校，仇和在宿遷可謂“一賣到底”。

　　主政昆明，一方面鐵腕治吏，要求全市公務員24小時做到“辦公電話、家庭電話和手機，三通必須有一通”，“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昆明官場的神經繃到了極點；另一方面強拆城市，大搞城建，短期內把昆明的基建攤子鋪得太大，不得不走向“土地財政”。

　　只是，過于講究“事功”的仇和，一旦走到了無法無天、無人約束的地步，則必然走向反面。比如，其讓小偷公開示眾的做法，現在看顯然屬于并無爭議的違法行為；又如，“一賣到底”的改革亦非良策，不僅可能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也使得公眾難以享受政府本該提供的公共服務；還有，據報道，仇和在云南植樹，“樹苗基本上從江蘇購進”，也不免讓人產生利益輸送的聯想。“云南是植物王國，會無法提供樹苗？”

　　事實上，對于仇和的強勢執政，也并非沒有預警。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在昆明“公車上訪”。親自帶領12名失地農民代表到省政府反映情況，并撰寫“就《現代新昆明建設重點規劃》向仇和書記進言”的材料。在2011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云南省政協副主席陳勛儒也暗諷昆明，指出“某些城市的榮譽竟多達三四十項，雖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城市發展業績，但過多的標榜被網民及群眾嘲笑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

　　遺憾的是，這些質疑的聲音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仇和強勢的治吏壓力下，地方官場已很難出現正常的決策互動、補益，更不要說批評和自我批評了；另一方面，仇和的強勢作為，在引起地方官員惶恐與不滿的同時，也因為迎合了社會公眾對部分官員“為官不為”的不滿情緒而備受贊譽。某種程度上講，仇和接續的是有著歷史悠久的“能吏”傳統，代表的是某種有著青天期待的民意。

　　正是在這些因素的交織中，仇和一步步游走于法治、民眾的邊緣。他的強勢作風可能“以往任何一任市委書記都無法相比”，而一旦違法違紀，當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此前，有專家已經指出，雖然一批個性化官員曾經獲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卻可能對社會造成嚴重的誤導，即以權力、強力、暴力的人治行徑也能為民辦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決一些社會現實難題，“但他們往往不會相信別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規則，甚至隨意破壞制度。

　　饒有意味的是，2014年12月21日至22日，在云南省委常委會的年度民主生活會上，身為省委副書記的仇和反思：“總覺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堅克難上主動性不夠高，存在要我干與我要干的矛盾……”到了這個時候，仇和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主角”的光環，亦可見出，官員真正明了權力的邊界、依法執政，遵守規則與制度，并不容易。

　　仇和落幕了，以往一度頗具迷惑性的“強人政治”也將走入死胡同。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國理政，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個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動社會進步，實現長治久安，并保障民眾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