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快訊 3月9日下午3時，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共有16名委員作大會發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我的發言題目是《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辦？》。[15:12]

　　[錢穎一]:2014年中國GDP增長速度下滑到7.4%，為1990年以來最低。如何看？三個原因讓我們感到有心理壓力：對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過9%的增長，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目標；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長率7.5%，超過我國的7.3%。但是我們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國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認為，如果考慮中長期因素，大致有三類原因：[15:12]

　　[錢穎一]:第一，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7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的規律是潛在增長率與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擺脫貧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經濟對應高的潛在增長率，中等收入經濟對應中的潛在增長率，而高收入經濟對應低的潛在增長率。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勞動力的減少，潛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下降數字則需要科學、細致的研究。[15:14]

　　[錢穎一]:第二，經濟中結構扭曲的糾正。在同一發展水平上，在潛在增長率相同的條件下，由于經濟發展路徑不同，能夠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會不同。過去這些年中，特別是2008年以后，我國經濟中的結構扭曲日趨嚴重：投資結構扭曲、產業結構扭曲、融資結構扭曲等，造成大面積產能過剩，投資回報大幅度下降，環境破壞加劇，其嚴重程度在其他經濟類似高速增長時期不多見。糾正這些扭曲，必須停止、減緩、調整以往增長模式，也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15:15]

　　[錢穎一]:第三，激勵機制的變化。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除了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還要靠激勵。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個人、企業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強勁的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市場的扭曲以及伴隨的腐敗，效率成本和社會成本都很高。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政府激勵正在發生變化。過去那種政府深度參與經濟決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規范市場經濟的服務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我們正處在轉型期間的中間狀態：就是政府權力并未顯著減少但做事積極性減少了，這也是導致增速下降的原因。[15:15]

　　[錢穎一]:如何辦？先說不應該如何辦。第一，不應該出臺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暫時效果，但是改變不了潛在經濟增速，更會惡化經濟中的扭曲。第二，不應該過度依賴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起作用，必須配套結構調整措施。美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采取去杠桿的結構調整，才有了經濟回升。當前歐洲和日本的寬松貨幣政策，還必須有結構調整，才能最終見效。我們也一樣。[15:16]

　　[錢穎一]:應該如何辦？我提三條建議。 第一，留給市場和企業內生調整和發展的空間。中國經濟“韌性”程度高，不僅政府調節能力強，而且個人和企業對市場變化的適應程度大。當人生病時，除了吃藥外，人的自我調節，包括改變生活方式的本領是很強的。經濟調整也是如此。要給市場自我調節的空間，給個人和企業調整的機會。甚至可以說，調整都是被逼出來的，不要浪費這個調整的機會。[15:17]

　　[錢穎一]:第二，發揮政府在供給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應減少行政審批、加快財稅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為民營企業松綁、促進金融創新、鼓勵創業等。當今技術變化，特別是移動互聯網，降低了進入門檻，又可滿足個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產業發展，但要改變方式。比如推動電動汽車發展，但并不直接參與投資和制造，而是發揮規劃、協調以及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15:18]

　　[錢穎一]:第三，重新定義政府激勵機制，建立新型政商關系。解決政府“不作為”的辦法不是回到過去那種“作為”，而是轉變政府職能，把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從“關系緊密型”轉到“保持距離型”，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從“參與型”轉到“服務型”。在法治經濟框架中，重新定義政府激勵，既減少政府腐敗，又把企業解放出來。[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