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區的農村改革，更需路徑可控、風險可控。在這一過程中，法治，無疑至關重要。依法治農，其實更是依法富農、依法強農

　　2月的第一天，中央一號文件下發。與之前的11年一樣，今年這一備受關注的文件，仍然聚焦“三農”。而一個有著鮮明時代特色的亮點是，文件專章提出“加強農村法治建設”。這一內容，無疑既契合法治中國建設的語境，又契合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為今后的“三農”工作提供了一個重要遵循。

　　30多年前，小崗村的紅手印摁下了中國改革的按鈕。農村之所以能成為突破口，正是因為它處于各種因素的結點上。經濟的計劃與市場、體制的優勢與弊端，治理方式、社會結構、國家穩定……一個“農”字，折射出復雜而深刻的中國。可以說，“三農”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深水區的農村改革，更需路徑可控、風險可控。在這一過程中，具有“安定性”這一基本價值的法治，無疑至關重要。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框架和軌道，對于“三農”工作，同樣如此。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涉及“三農”的更不在少數。“三塊地”的改革，如何確保其規范有序？農民工流動城鄉之間，如何保護他們的權益？農村基層治理，如何把“小權力”也關進籠子？改革走得多快，法治就得走多快，甚至要走得更快。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農村改革直接涉及中國超過半數的人口和土地，不可謂不重大，法治怎能缺席？

　　農村改革如果于法無據，不僅會影響各項舉措的合法性，更可能因為失序而損害到億萬農民的利益。現實中，不管是“被征地”還是“被上樓”，甚至是“被返鄉”，農民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因為話語權較弱而處于利益受損的弱勢一方，更不用說留守兒童、留守老人這樣的普遍性社會問題了。在農村改革中，農民作為改革的主體，更容易受到來自資本、來自市場、來自權力的擠壓。這一特殊之處，要求農村改革想在前頭，以法治兜底，為農民利益、農村發展保駕護航。

　　有人曾說，中國的改革沒有先例，農村改革更是需要“從看似無路中走出路來”。類似土地承包、流轉等，放眼世界也難找借鑒。這使得農村法治建設尤顯艱難，也還存在失位、缺位、錯位。以土地流轉為例。在農村調研時，有村干部很苦惱，土地流轉之后種糧補貼發給誰？是真正在“種糧食”的承包者，還是已經離開了農業生產的流轉戶？而類似土地承包期限較短，承包戶不敢也不愿投入；少數地方為完成指標，強制、強迫進行流轉等現象，都需要借用法治的力量進一步規范。可以說，依法治農，其實更是依法富農、依法強農。

　　農村的法治建設，同樣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依法治國，必然包括依法治農。一號文件中，從農村產權保護到農業市場規范運行，從“三農”支持保護到農村改革發展，打造農村法治全鏈條，正是對四中全會加強土地管理、農業等方面法律法規建設的落實，也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而整個社會法治意識的提升，也離不開農村基層法治水平的提升。增強基層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工作能力，引導農民增強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識，通過村民議事會、監事會完善鄉村治理，才能補上法治建設的短板，讓法治的力量護佑更多人群。

　　“一號文件”對農村法治建設的強調，是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必然選擇。有了這樣一個頂層設計，相應的法規制度也應能夠不斷走向完善，確保“三農”蹄疾步穩，走向“農民真好，農村真富，農業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