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需要被平等對待

　　——全國政協委員王健和他的艾滋病感染者權益保障提案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題為“行動起來，向‘零’邁進——共抗艾滋、共擔責任、共享未來”。

　　讓我們伸出手來關愛艾滋病感染者，反對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從現在做起，有愛就有希望……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在我國，每年的這一天，無論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還是社會各界、公益組織，都會以實際行動去關愛艾滋病感染者，并呼吁給予他們和普通人一樣的平等和尊重。然而，這一系列高規格的關注，既凸顯出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的重視，同時也揭示了艾滋病感染者所遭遇的困境。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長期關注艾滋病感染者群體的全國政協委員王健和兩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聽他們說說關于艾滋病感染者權益保障的那些事兒。——編者

　　在王健遞過來的名片上，除了“全國政協委員”，還有這樣一些頭銜：“中醫藥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科技部中醫治療艾滋病課題組負責人”、“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副會長”、“中華中醫藥學會艾滋病分會主任委員”、“衛生部疾控局艾滋病專家委員會委員”，每一個頭銜都和“艾滋病”這三個字聯系在一起。

　　艾滋病防治不僅是王健的專業研究領域，也是他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特別關注的熱點問題。兩屆委員，近20件相關提案，無不體現著王健對于艾滋病感染者這個群體的關注。

　　為艾滋病感染者代言

　　“我想我是有著‘艾滋’情結的。所以當我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就覺得一定要以委員的身份，為這個群體多做一些事情。”在中國中醫科學院艾滋病研究室（中心）工作20多年期間，王健不僅在非洲、云南、安徽、河南等地進行過艾滋病的防治，還先后在北京佑安醫院、北京天壇醫院、解放軍302醫院等傳染病醫院從事過艾滋病的治療工作。因此對于艾滋病感染者，王健自覺有著一份天然的責任。

　　在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前，王健主要專注于中醫藥防治艾滋病的研究。但自從成為委員之后，他發現自己的這個新身份可以更好地幫助艾滋病感染者這個群體反映一些訴求。于是，和社會上的一些“防艾”公益組織聯系，并廣泛聽取他們的需要，就成了王健每年兩會前的“必修”功課。

　　打開手機，登陸qq，王健給記者看了多個他加入的艾滋病感染者“群”。“要想了解他們，幫助他們，首先就要走進他們的圈里。”王健告訴記者，這幾年，他和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白樺林全國聯盟、愛之方舟、紅絲帶之家等國內大型的艾滋病感染者公益組織都有聯系。不僅會參加他們的活動，還經常召集感染者座談，傾聽他們在“防艾”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碰到的困難。

　　“比如幾年前，就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提到他們在就醫，尤其是在手術時，存在被醫院拒診的情況。在了解到這個問題后，我就連續提了多年相關提案。”王健一邊說著，一邊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里面裝的全都是幾年來他的提案和相關部門給予他的提案答復。從2009年的《關于解決艾滋病人“手術難”問題的提案》，到2010年的《有關艾滋病人“手術難”等相關問題的提案》，到2011年的《關于進一步解決好艾滋病人“手術難”問題的提案》，再到2013年的《關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能手術無門的提案》。僅僅是一個“手術難”的問題，王健就提了四年。“好在這個情況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現在艾滋病感染者已經可以在一些具備條件的傳染病醫院進行手術。雖然可能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畢竟比幾年前沒提提案時好了很多。”

　　讓艾滋病感染者感受到政府的關心

　　在接受采訪前，王健剛剛在辦公室里接待了兩位從甘肅來的艾滋病感染者。“他們不想在家鄉接受藥物治療，而是想在北京治療，因為北京沒人認識他們，可在當地就有可能被暴露隱私，成為人們眼中的異類。”王健告訴記者，艾滋病感染者外表看起來和正常人并沒有什么區別，但是因為社會的歧視和旁人異樣的眼光，他們往往內心非常敏感。“尤其是近年來，隨著醫學的發展，通過按時服用藥物來延長生命已經不是什么難題。所以，艾滋病感染者更需要的，是政府對他們的關心，是消除社會歧視，是擁有和正常人一樣的權益。”

　　擔任全國政協委員7年來，王健先后提交了很多關于艾滋病感染者權益保障的提案。如：《關于解決流動人群中的艾滋病人“領藥難”問題的提案》、《關于對艾滋病人從“屬地管理”變為“就地管理”的有關提案》、《關于建立經醫療輸血和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保險機制的提案》、《關于進一步加強在校大學生安全性行為教育的提案》、《關于建立經醫療輸血和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社會補償機制的提案》、《關于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報考公務員就業權的提案》、《關于完善政府購買艾滋病防治社會組織（CBO)服務機制的提案》等。這些提案內容大都是他和各個艾滋病感染者公益組織溝通后收集整理來的。

　　“這些公益組織非常認真地幫我收集艾滋病感染者的需求，其中很多還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調研。當他們把這些材料交到我手上時，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有關部門能聽到他們的聲音。”王健說，艾滋病除了是一種疾病，還是一個社會問題。而因為種種原因，艾滋病感染者一直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訴求往往成為一種很弱的聲音不被聽到。“我作為政協委員，有這樣一個和政府部門溝通的渠道，如果連我都不幫他們反映，他們的訴求能被了解的機會就更少了。長此以往，這些訴求就有可能轉化為對社會、對政府的怨氣，也不利于國家的安定和諧。”

　　王健告訴記者，關于艾滋病感染者權益保障的提案他幾乎年年都提，其中有些答復的比較具體，給出了一些解決辦法；有些答復的比較籠統，措施也不明確。但對于艾滋病感染者來說，都代表著政府對這一群體的關注。“所以每次我收到相關部門的答復后，都會及時向艾滋病感染者公益組織通報和反饋答復的情況。而不管答復的情況如何，艾滋病感染者也都會告訴我，他們感受到了政府的關心，感覺到了安慰。”

　　消除歧視，是全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多年來，通過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接觸，王健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在現階段，歧視，已經成為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大障礙之一。“對于數十萬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來說，歧視可能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王健說，這也是他這么多年來為什么一直不斷提交和艾滋病感染者權益保障有關的提案的原因。

　　在王健看來，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產生歧視的原因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對艾滋病的無知，以及對死亡的恐懼。“其實，艾滋病與職業、文化程度都沒有關系，它就是一種病。而且艾滋病可防可控，并不一定會立即死亡。”王健說，要想從這方面消除艾滋歧視，就需要衛生部門加大對公眾的艾滋病知識普及力度，需要公益組織的廣泛參與。

　　而除此之外，更嚴重的歧視則來自于社會對艾滋病人妖魔化、污名化，甚至罪化后所帶來的道德譴責。“這些觀念和道德上的歧視直接導致了艾滋病感染者權益的受損，甚至一些法律、法規的制定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防治條例》中的相關條款存在矛盾和沖突，給予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很多不合理的限制。”在王健看來，有時候，艾滋病更像一面鏡子，它映射出我們社會文化中的不合理現狀。消除歧視，科學應對，才是全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

　　“感染者需要的是來自醫生的更好的治療、來自法律的無歧視環境、來自政府的更好的關懷政策，來自社會的平等對待。他們并不需要特殊的待遇；只有在這種平等的環境和氛圍下，他們才能像正常人一樣地工作和生活。”王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