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之子、“中國盲文之父”黃乃先生

　　1936年3月初一個早晨，在上海黃浦江的碼頭，有一位戴眼鏡的高個子青年隨著一聲汽笛長鳴，登上了由上海開往日本的客輪，他就是辛亥革命先驅黃興的三子黃乃。他懷抱著一顆尋求真理的報國之心，在大哥黃一歐和二哥黃一中的呵護資助下，東渡扶桑留學。離開了祖國，胸懷遠大理想抱負的黃乃，來到了父輩創立同盟會的地方……

　　投入到世界語團體

　　在日本留學的日子里，黃乃經歷著血與火洗禮和風雨的考驗。在他就讀日本大學社會學專修科的時候，遇到了一位讓他永遠不能忘懷的世界語老師———日本著名的左翼領導人中桓虎兒郎。這位老師給他講授世界語，還給他灌輸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新思想。在這位老師的影響下，黃乃刻苦地學習世界語，開始閱讀世界語進步書籍。3個月后，黃乃參加了進步留日學生舉辦的“現代問題座談會”并加入了世界語進步團體“留日世界語協會”。

　　此時的黃乃思想很激進很活躍，他多次參加了東京舉辦的各種世界語進步活動，還結識了留日的中國世界語者劉仁和日本著名的世界語女作家綠川英子（劉仁的妻子）。同年10月，他在東京特別支部的領導下，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聯盟，他負責兩個團體的領導工作。

　　1937年在日寇對華發動全面戰爭的前夕，日本國內出現了白色恐怖。進步刊物《東流》、《詩歌》等遭到查封，負責人被抓。黃乃也因涉嫌左翼世界語進步活動，于6月21日被日本警視廳逮捕。

　　黃乃被日本當局抓捕的消息，驚動了日本各界。就在日本進步人士和世界語者設法營救黃乃的同時，他父親黃興生前的友人前田九二四郎出面保釋，3周后黃乃才被釋放。此事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新聞，海內外的報刊爭相報道。

　　延河畔的青春歲月

　　1938年3月，黃乃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給哥哥和姐姐寫的信中，黃乃說他在延安尋找到了他人生的希望和人生的快樂。他先后在延安抗大、馬列學院、中央宣傳部、八路軍總政治部工作。精通日文的他夜以繼日地翻譯日文報紙、雜志，從事對日本問題的研究工作。

　　黃乃與莊棟、徐敬五等一批青年世界語者聚集在延安，在黃土高原上奏響了中國世界語革命的前進號角。他們用世界語進行抗日宣傳，創辦了《延安世界語者》，向全世界介紹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真實情況，謳歌了抗日根據地的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犯下的侵略罪行。

　　在他們的努力下，1938年5月6日，成立了延安世界語協會，這是在紅色邊區成立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

　　當年的延安生活很艱苦，夜晚窯洞里昏暗的捻子油燈下，黃乃的左眼視力下降了，由1200度發展至1600度的高度近視。早在1934年，在一次學校體育課踢球時，他不慎右眼受傷，導致視網膜脫落，在去日本的途中右眼失明。如今他的左眼又面臨著失明的危險，然而黃乃沒有退縮，仍全身心忘我地投入研究翻譯工作中。這期間他與其他的世界語者翻譯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

　　黑暗中點亮生命的曙光

　　1950年仲夏，在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安排下，他到蘇聯接受眼疾的治療。在莫斯科求治視網膜剝離癥無效的殘酷現實面前，黃乃絕望地流淚了，厄運將他拋到了一個黑色的世界……在莫斯科住院期間，他多次地聽到了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雙目失明后堅強為黨工作的故事，深深地鼓舞了他。一次，他有機會結識了莫斯科盲校的一位女教員，使他很快地掌握了盲文點字的摸讀和書寫方法，他感覺到眼前亮了……

　　1950年底，黃乃從莫斯科回到祖國，帶回了兩套寫字工具：盲文寫字板、盲字筆及英文盲字字母表。以后他以一顆熱愛生活的心，研究出了一套以普通話為基礎、北京語言為標準的現行拼音盲文新方案，黃乃的新盲文在全國千萬盲人的心里，點亮了一盞不滅的明燈。

　　不久，黃乃就用盲文世界語與國外的盲人世界語者通信，并收集各國的盲文字母表。他又與國際盲人世界語協會和國際世界語協會聯系，結識了國際盲人世界語協會副主席羅拉博士。在初步掌握盲文世界語后，黃乃又接著向盲文世界語寫作高地進軍———他開始用盲文世界語創作，向國外的盲文世界語刊物投稿，介紹新中國的建設和古老的中華文化，填補了中國盲人學習盲文世界語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