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治之端也！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10月14日，云南省昆明市晉寧縣晉城鎮富有村因征地補償矛盾，發生嚴重的群體性暴力事件。在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下，昆明市有關方面介入處理，事件得到暫時平息。22日，昆明市紀委對晉寧縣富有村“10·14”事件16名責任人進行問責和黨政紀立案查處。這次引發廣泛關注的群體性事件雖然告一段落，但是對事件的反省和教訓的吸取并沒有結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站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偉大實踐的新起點，我們更應該以法治的精神和視角，來反思群體性事件，以找到應對的根本之道。

　　近年來，一些地方因征地、拆遷等利益沖突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就在晉寧暴力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開源辦事處刁莊村，城管人員進村“拆違”，與村民持磚石群毆，致使多名執法人員和村民受傷。據統計，近十年間，僅因征地、拆遷導致的暴力事件就達數十起。

　　群體性事件不僅直接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而且給社會帶來難以愈合的傷痕，也考驗著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晉寧暴力事件發生后，村民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工地沒法開工，項目不能按時完成，投資商、建設方、施工方都有損失，政府應急處理能力廣受詬病，稅收也成了問題。村民、項目建設方、當地政府都是輸家，沒有贏家。訴諸暴力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陷入更加復雜難解的局面。

　　為什么一些群眾愿意通過群體性社會抗爭的方式，甚至不惜使用違法手段乃至暴力行為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除了部分群眾的法治意識不足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基層民主和法制建設滯后，現有的制度安排難以滿足基層群眾表達訴求、維護權益的需求。在司法等公力救濟乏力的情況下，公眾轉而通過群體事件等私力救濟的途徑來維權。據報道，早在2012年2月，昆明市晉城鎮富有村村委會通知村民施工項目要征地，有村民曾找村委會詢問征地依據及審批手續，但沒得到回復。從2012年2月到2013年1月，富有村村民多次上訪省有關部門，均被轉到下級部門，沒有收到任何回復。

　　當合法的意見表達、利益訴求渠道不能暢通有效，正當權益遭受侵犯時，利益相關者只有選擇非制度化渠道，甚至是不合法的方式來表達。“信訪不信法、信鬧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社會氛圍背后，反映的是對法治的信仰遠遠低于對權力的敬畏。在一些群眾的頭腦中，只有把事情鬧大，才能引起政府的重視，才會真正考慮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于是，就發生了類似晉寧事件這樣的悲劇。但這樣的悲劇代價實在太大，社會成本太高，一旦發生，其結果都是各方所不愿意看到的。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持續深化，利益主體日趨多元，社會階層逐漸分化，公眾維權意識日益強烈，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一些地方，尤其是鄉鎮基層，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的特殊時期，因為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勞資糾紛、醫患關系、環境污染、離退休人員安置等問題，引發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矛盾沖突。一些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具體的矛盾糾紛，充當一方利益主體的代表，造成一定的社會不公，再加個別官員違法亂紀、貪污腐敗行為，激化了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司法制度的權威，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

　　群體性事件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較為普遍的現象，也是民主進程加速的另一種表現。我們要理性對待這一問題，善于運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來化解矛盾和問題，盡快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建立暢通有效的溝通協商機制和利益訴求渠道，將其納入法治軌道，以法律法規來規范群體性事件的預警、處置及責任追究，在處置過程中突出程序合法性、及時性和公開、公正性，從根本上遏制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制化才能有序推進，也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相信，在依法治國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邁向新的里程中，法治將不僅成為化解群體性事件的根本之道，也必將成為保障人民合法權益、監督政府依法施政、彰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