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于李頓調查團的接待工作十分“細致”。調查團于1932年2月29日到達東京，在日本停留9天，這正好是“一二八”上海抗戰期間。日本天皇、首相犬養毅、外相芳澤謙吉、陸相荒木貞夫等人輪流會見李頓等人，連日設宴款待，并導游東京近郊及京都等名勝。

　　在此期間，關東軍正在積極準備“接待”李頓調查團。關東軍為了應對李頓一行的調查，特地于4月30日前做好了一套“想定問答集”，還迫使“滿洲官民”背熟記牢。如果被問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問題，他們便一個字也答不上來。當時代理駐沈陽總領事森島守人在后來回憶說：“整理資料，決定工作人選，撰寫文件并作文字翻譯，日夜趕工，極度忙碌；而特別費力的則是對于滿洲官民及日本僑民的指導，不啻有為準備考試而通宵開夜車的感覺。”

　　李頓調查團進入中國東北時，日本關東軍不能公開拒絕調查，但會找出許多借口加以阻撓。調查團預定途經錦州視察，但日本方面唯恐其在錦州及山海關一帶軍事侵略的痕跡被調查出來，就謊稱因戰事破壞尚未恢復通車，提議由水路前往大連轉赴沈陽。調查本來將視察馬占山抵抗日軍之處列入重要日程，可偽“滿洲國”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以“不敢保證安全”為由拒絕調查團前往。有一名日本軍官甚至急中生智地提議：當調查團一行由山海關進入東北時，讓“土匪”綁架他們，然后再由關東軍出面解救，結果聽得板垣征四郎哭笑不得。

　　據顧維鈞回憶，在一個歡迎會上，他看見2000名學生每人手拿一面旗幟———日本旗或“滿洲國”紙旗，每隔幾步，就有一個日本人領隊。隊伍停在調查團住的旅館門前，有一個中國人“代表中國人民”呈遞一份請愿書，日本人則喊：“揮動旗幟！”學生們就很不情愿地開始揮動起來。

　　調查團和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鄭孝胥、“外交部總長”謝介石、“財政部總長”熙洽見面，但都有日本人同席監視，調查團雖有發問，而他們的回答全是千篇一律。

　　5月3日，溥儀在會見調查團時，只是宣讀了歡迎詞，用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的時間。調查團問了溥儀兩個問題：閣下是怎么到東北來的？“滿洲國”是怎么建立起來的？溥儀看看身邊坐著的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助和高參板垣征四郎，然后說：“我是由于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顧自主的。”調查團員一齊微笑點頭，再沒問什么。然后大家一同合影、喝香檳，祝賀彼此健康。調查團走后，板垣對溥儀說：“執政閣下的風度好極了，講話響亮極了。”

　　調查團到任何地方都受到日本方面50多人監視團的包圍，他們以一人纏住一人，不讓調查團自由接觸民眾，尤其對于顧維鈞的警戒特別嚴重。所到之處，都有“陳情團體”蜂擁而至，他們異口同聲詆毀國民政府，要求承認“滿洲國”，但其中很多是穿中國服裝的日本人。

　　在妨礙調查工作之外，日方對于調查團酒色招待，則極盡其奢侈鋪張之能事。當調查團一行到達沈陽的當天晚間，調查委員及國聯工作人員便受到日方代表吉田伊三郎及其隨員、南滿鐵路職員等人在高級料亭金龍亭設宴款待。甚至于在哈爾濱、大連等地，所到之處都準備有豪華宴席，并有藝妓數十人陪侍。這些藝妓，都是由滿鐵總裁內田康哉專程從東京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