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黃震在微信朋友圈發表聲明稱，將放棄碩士研究生導師職務，將以眾籌的方式開辦私塾書院。8月30日，黃震表示，停帶碩士研究生后，將探索以眾籌方式建立私塾，用于進行純粹學術的探索。“其實是對教育模式的一種探索。” 黃震希望各方能對不同意見和做法多一些寬容和包容，允許試錯探索。黃震在聲明中還提到，如果今后仍有學生希望能師從于他，可考慮他即將開班的私塾書院，“行跪拜之禮，且與其父母簽約，方得入門。”（8月31日《新京報》）

　　歷來之于大學教授的辭職行為，總難免給人以突破現有高校行政化體制的印象。黃震請辭中央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職務，同樣不例外。這個標簽，也是一部分支持者的最大理由。但也不乏質疑者指出，仍留任高校職務的黃震，私自創辦私塾，是否符合相關規定？“行跪拜禮”的要求是否有重蹈封建教育弊端之嫌？種種支持與質疑或都有其理，但細究起來，黃震的這項個人抉擇，真正值得關注之處，或在這些標簽與細節之外。

　　一方面，正如黃震個人所坦陳的：確實感到這些年來學術環境和學風變化很大，有些學生求學態度有些浮躁。另外，每年都要帶十幾個學生，確實有些累，不能對學生進行個性化指導，不愿誤人子弟。關于現有研究生教育的弊病，“一個研究生導師帶三四十個研究生”的傳聞，早已非新聞，其所反映的當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與水分亦是客觀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黃震請辭導師職務，個中所蘊含的對現有研究生教育體制的掙脫意味，確實不容否認。

　　但另一方面，如果過于夸大“眾籌創辦私塾”對于大學體制的反叛立場，則未免是一種想當然，也不利于真正還原這種行為的真正價值。首先，黃震創辦私塾的想法，早在20多年前自己上研究生時就已經萌發，以此而言，它更像是一次自我的圓夢。

　　其次，黃震采取的是以眾籌的方式來辦私塾，也即是說，它離不開當下互聯網金融的大背景。而這與其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的身份顯然密切相關，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自身學術行為的一種延伸。眾籌辦私塾究竟能走多遠，尚需觀望，但互聯網web2.0時代的來臨，對于各個領域的顛覆與變革正在現實地發生，教育行業同樣不可能例外。置于這種大背景下，黃震的行為被視為是互聯網背景下教育方式的一種探索，可能更為客觀。

　　還應看到，以往提到現代形式的私塾教育，多見的都屬于國學教育，且由于其中被扭曲案例的大量存在，而屢遭詬病。但黃震有著法學和經濟學背景，與國學私塾顯然大為不同。如果仍以過往的經歷來審視他的眾籌私塾，難免存在偏見。

　　至于“行跪拜之禮，且與其父母簽約，方得入門”的規定，或也不必過于擔心。嚴格說來，這里所謂的“私塾”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傳承，其實更相當于“私人定制式”的個性化教育，有別于高校教育中的“大鍋飯”；而“行跪拜禮”似乎值得商榷，但在我看來，也仍只是符號意義大于實際內涵，更多可能是一種營銷的噱頭，將之與封建教育類比，或存在夸大。

　　因此，黃震的行為首先應被視為是一種自我探索的圓夢或說創業，其次，更應看到這種探索是發軔于研究生教育屢遭詬病，互聯網金融迅速發展時代下的一種創新。它以“先行者”的姿態說明，借助互聯網的影響，從國外的公開課，到眾籌辦私塾，教育的形式正在或將經歷更大的變革與創新，傳統的高校教育如何抓緊或迎戰這樣的機遇與挑戰，已經是一道需要嚴肅應對的課題。

　　當然，黃震請辭研究生導師，但并未完全辭去高校的工作，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仍有待觀察；而這種不授學歷的私人定制式教育究竟能獲得多少學子的響應和市場號召力，也需時間來給出答案。但在之前，面對這樣的個人化選擇，作為圍觀者確實既沒必要夸大其對于體制的逆反一面和對教育創新的整體意義，但也無需對于個中可能存在的弊端而予以“棒殺”，畢竟，在沉寂化的高校體制下，這樣的個體選擇，其“探索”價值仍不應該被否定。（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