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愛打橋牌：輸了鉆桌子是沒有的事

　　鄧小平打橋牌

　　當時打牌一般都在北京養蜂夾道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根據大家的意見提議建立的，為黨內副部長以上、軍隊少將以上的領導干部提供一個休息、健身的活動場所，人們習慣稱之為“養蜂夾道”。

　　小平同志鐘愛橋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他一生和很多人打過橋牌，但相對固定、經常一起打牌的搭檔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張致祥，后來比較穩定的搭檔是王漢斌、丁關根和王大明(本文作者)。知道這個的人也不少。近年來有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有的寫得不錯，但也有的很不嚴肅，甚至是胡編亂造，比如說打牌時牌友們故意讓著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輸了鉆桌子。

　　王大明曾和小平同志警衛秘書張寶忠專門談起這事，兩個人都感嘆，文章怎么能這樣寫呢？老爺子打牌哪鉆過桌子啊！實在是太過分了。本文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我們講述了這位可敬、可親的牌友鄧小平。“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橋牌是一項高級撲克游戲，現在已經成為風靡世界的體育運動。不過，新中國成立前打橋牌的人很少，據我了解，僅僅局限于高級知識分子當中，比如大學教授、記者、醫生、工程師。我是新中國成立前在北平上學的時候學會打橋牌的，主要是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用來做掩護。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幾個同事，包括王漢斌，也喜歡打橋牌。他們是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時候學會的。小平同志是什么時候學會打橋牌的，他從來沒有講過，我也說不太準，聽說是1952年他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時候，在四川內江遇到一位朋友教會了他打橋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戰役的時候，小平同志也經常打牌，不過打的還不是橋牌，是“打百分”之類的。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順義農村調查，休息的時候想玩一玩，就讓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人和他打橋牌，劉仁就找了王漢斌，王漢斌就約我一起去。一見面小平同志就問我們的名字，然后就說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長期就這么叫了。接著我們就坐下來開始打牌我當時就是個北京市委的中層干部，覺得這么大的領導，年紀也挺大的，開始有點兒緊張，可是打著打著就不緊張了。

　　據我知道，在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斷了，沒有別的活動就打橋牌。小平同志打橋牌固定的對家是當時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的主任張致祥，陪他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王漢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們，開始的時候他的對家還是張致祥。我們跟張致祥也打了一段時間。

　　后來，鐵道部部長呂正操推薦了當時在鐵道部工作的丁關根，說他橋牌水平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來，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來小平同志比較固定的對家是丁關根。

　　如果來的人不齊，我和王漢斌也跟小平同志打過對家。為了人多一點好輪換，后來又陸續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但是比我們去的次數都少得多。或者我們有事，或者人不夠的時候他們上過場。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計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檔比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們經常去。周總理給我支招，說的都是內行話當時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養蜂夾道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根據大家的意見提議建立的，為黨內副部長以上、軍隊少將以上的領導干部提供一個休息、健身的活動場所，人們習慣稱它為“養蜂夾道”。

　　當時在養蜂夾道看打橋牌的領導干部不少，我們戲稱為“歪脖子”。有一些人還很上癮，本來我都不怎么認識，后來熟了，我記得呂正操、一機部部長趙爾陸等看的時間特別長，一直陪著我們。還有一次，我們正打著呢，周恩來總理來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總理就站在我后頭，還給我支招，他說的都是內行話，說明他也是會打橋牌的。

　　打牌的時間大體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002291，股吧)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002291，股吧)晚上一般是7點開始打到夜里3點。星期天一般是從下午3點打到夜里3點。那個時候小平同志身體特別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們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頓晚飯，吃完飯就又坐下來接著打。當時打牌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說，到了早上還要按時上班。幸虧那時候年輕力壯還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東北視察，吳晗、張明義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參觀，我們跟著他參觀，晚上陪他打牌。楊尚昆對小平同志開玩笑說，別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這三個都帶來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還曾找吳晗、王漢斌和我一起打牌，說明小平同志當時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內幕。我當時認為“文化大革命”跟我們這些人沒關系，如果真要批判吳晗，小平同志怎么還會找他來打牌呢？我完全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吳晗會被整得那么慘。

　　對比賽挺認真的小平同志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復出，但我們沒敢和他聯系。“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叫我們交代陰謀，說我們不是打撲克，我們是“裴多菲俱樂部”。我們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狀。當時曾在養蜂夾道俱樂部旁觀我們打牌的領導，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關的專案組都找我談過話，問我在養蜂夾道商量過什么“陰謀”，我說就是打牌，沒說過別的事。專案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說我不老實。后來我們開玩笑說，俱樂部的主任是萬里，鄧小平是名譽主任。鄧小平當時也沒找我們，估計那個時候他也沒找過其他人打牌，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他的罪狀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樂部”這一條。粉碎“四人幫”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

　　有一次，我跟王漢斌商議覺得，小平同志這次出來我們應該去看看他，我們又跟丁關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給張寶忠打了電話，說我們想去看看老爺子。

　　很快，張寶忠就通知我們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們握握手，叫我們大王、二王，挺高興的，說了幾句話后就開始打牌。從此就又持續下來，每個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雖然年紀大了，但精力還是很充沛，頭腦清醒，打起牌來仍然很有興致。打牌的時間一般還是星期三、星期六(002291，股吧)、星期日，開始的時間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002291，股吧)是晚上7點，星期日是下午3點，結束的時間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點，一般是到凌晨1點，稍微早一點結束，也得過了12點。再往后到19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體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點就結束了。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話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時，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話題時，他往往會笑，表情非常豐富。

　　從1984年開始，中國橋牌協會曾經專門為小平同志設立了一個名叫“健康與運籌杯”的老同志橋牌賽，小平同志挺愿意參加的。比賽是“復式賽”，每隊上場的是四個人，規定這四個人的年齡加在一塊必須夠兩百歲，四個人當中還必須得有領導干部。因為國際上橋牌比賽是六個人一隊，有兩個人是后備的，所以有時候鄧楠、鄧樸方也參加。我們拿了第一屆冠軍。

　　當時還有一個隊，四名主力分別是胡耀邦、萬里、聶衛平和榮高棠的兒子榮樂弟，他們水平也不錯，第一屆的時候好像拿的是亞軍。后來，比賽組委會就固定我們這兩個隊算種子隊，選拔賽就不用參加了。選拔賽的前兩名再加上我們這兩個隊，四個隊爭奪冠亞軍。小平同志對比賽挺認真，“健康與運籌杯”一共舉辦了十屆，我們拿了九次冠軍。有一次是胡耀邦他們拿了冠軍，我們是亞軍，小平同志挺不服氣的，不過那一次確實是我們沒有打好。冠軍獎杯是流動的，哪個隊拿了冠軍就放在哪個隊。我們拿了冠軍，就把獎杯擱在小平同志屋里頭，他是很高興的。

　　小平同志逝世以后，這項比賽就停辦了。

　　小平同志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有規律，晚上時間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電影，星期三、星期六(002291，股吧)、星期日打橋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將。打麻將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橋牌就約我們這些牌友。據小平同志家里人說，他比較喜歡的還是打橋牌。

　　我們最后一次打牌大約是1994年國慶節，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點兒，他要去看煙花。從那以后就沒有再通知我們去打牌了。那次打牌，他頭腦還是很清楚的，盡管他手有點兒抖，拿牌拿得比較慢。鄧楠在后頭幫著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還是他做主，他說一聲叫一個草花，要好了鄧楠就給他重復一聲。他對每一副牌打得還是很認真，很有興趣的樣子。

　　聽他的家人說，到后來身體很不行的時候，他還老想著打橋牌。

　　打牌就是打牌，不談工作，也不談國事、家事在我接觸的領導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橋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風好，非常守時。

　　現在世界上橋牌的叫法很多，比較流行的有兩種，一種叫精確叫牌法，一種叫自然叫牌法。具體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規矩。我們和小平同志開始打牌的時候，叫法還不是那么系統、規范，我們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設計的，基本上精確，但是比較簡單，其中好多復雜的問叫，有時候就根據經驗判斷。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別的細，叫牌很精確，但有時候我們發現太精確了也有缺點，因為你不管怎么精確計算也不可能完全準確，有時候反倒還不如我們憑經驗打牌。總的來說，我們是憑經驗打娛樂橋牌。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緊、攻得狠、打得穩，無論領先還是落后，都很有風度。打牌中，他總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節約時間，而在成局、滿貫或難度較大的牌上多花一點時間和精力。

　　他還喜歡險中求勝，對手有時沒叫，他抓住這個特點，動不動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總是用四川話叫加番，大家也就跟著這么叫。自始至終，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講技巧。再加上他跟我們在一起打的時間比較長，打熟練了。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談工作，也不談國事、家事。我們在一塊談牌技，這個牌應該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適，這些可以隨便談。有時小平同志也開開玩笑，活躍一下氣氛。但別的，都不談。

　　在這方面，我們都很守紀律，個人問題絕不對小平同志談，也不趁機反映什么事情。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實在是憋不住了，在飯桌上說北京市委冤案應該給予平反。小平同志沒有吭聲。那個時候“兩個凡是”盛行，我們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夠和小平同志做幾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們的謹慎、守紀律，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時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沒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沒有說我一定要聽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對手，也可以是隊友。如果和他打對家，我出錯牌了，他會毫不客氣地“指責”；他出錯了，我也敢說他：你的牌出錯了，如何打更好。我說的不一定對，但他不在乎，覺得你說得對會點點頭，覺得你說得不對會反過來說你。所以和他打牌，我們沒有什么壓力，是一種愉快的享受。有這種平等感覺真是不容易，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當時是總書記，而我只是一個處長。主席曾經講，領導和下屬常常是一種貓鼠關系。小平同志和我們之間非常平等，顯然不是這樣。

　　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偉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偉人，同時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長者。和他在一起，沒有疏離感，也不讓人害怕，可敬而且可親。我至今都在懷念他。

　　附注：王大明，原北京市政協主席、全國政協常委。1953年調北京市委政研室工作后與時任政研室主任的王漢斌(后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工作之余合作玩橋牌，并且搭檔長達幾十年，被橋牌界稱為“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