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杭州公共汽車縱火案的來龍去脈還未十分清晰，廣州又傳來公共汽車起火爆炸的消息。最近幾年，在四川以及幾個東南沿海城市等全國多個地方，已經發生多起公共汽車縱火案，由此造成了大量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這類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傳播快、擴散廣、影響大，極易對社會心理形成沖擊，因此必須加以防范和制止。

　　但是，只要社會存在一定自由度及其相應自由空間，就防范和制止類似公共汽車縱火案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方面而言，任何防范措施和手段都不可能做到萬無一失可靠，百分之百成功。即使公眾以讓渡自由權利、自愿縮小自由空間為代價，嚴密而有效的防范機制也只能解決這類事件易發、頻發和多發的問題，而不能解決少發、不發和絕跡的問題。

　　在一個非戰和平國家，無論以古今中外任何標準衡量，發生在并非敵對國家公民之間、而是同國度、同族群之間的，以造成大規模人身傷亡為目的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都是社會極其不正常的現象。在這類常常伴隨犯罪嫌疑人自殺的危害公共安全事件中，法律及其司法機構往往很難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事后懲罰和制裁，從而也就很難對效尤者產生警戒和震懾。對一個已經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來說，任何防范措施和法律懲罰在其眼中都已成為無物。

　　與其他犯罪牽連公共安全犯罪不同，在公共汽車上縱火這類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犯罪嫌疑人往往把犯罪地點選擇在空間相對封閉、人群密集擁擠、逃生避險困難的移動場合，且以絕不會對其提高警覺的非特定普通人群為侵害客體，因而得手容易而危害極大。而類似場所，卻正是相關防范措施和手段其實難以百分之百奏效的地方。這種犯罪成本與防范成本的巨大反差，既是犯罪嫌疑人選擇此類犯罪的根據之一，也是一個國家的社會防范機制及其人力、物力和財力所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即使這樣，無論從任何角度都絕難得出這類犯罪不能防范、不能絕跡的結論。畢竟，在世界絕大部分非戰和平國家中，此類犯罪還是聞所未聞。實際上，從社會學意義而言，公共汽車縱火類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只是社會矛盾和沖突已至一定激烈程度的表象，是社會既有化解矛盾、解決沖突的渠道淤塞失靈的結果。這個結果，顯然也表明現有的社會治理方式必須加快更新和成型的進度。

　　最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已然經歷了深刻而復雜的變遷。相對而言，社會治理方式并沒有同步于這種變遷，甚至還長期遠遠滯后于這種變遷。舉例而言，現時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存在著數量眾多的“邊緣人群”。這些“邊緣人群”根在農村，身在城市，心卻不知所依。他們生活在有公共服務的地方，但許多公共服務的制度設計卻并沒有把他們作為服務對象；他們為提升國民整體生活水平貢獻了力量，但卻難以同等同質充分地享有這樣的生活……這樣的“邊緣人群”，難道不是社會進一步發展的“不定時炸彈”嗎？

　　關鍵在于，社會治理方式中的公民權利比重，已經完全不對等于公民對自身權利的客觀認識和實際爭取。而官官相助、官官相護等官場腐敗，又使得一個治理環節的錯誤應對，不能避免地鑄成治理體系的整體性錯位。今天（7月16日）媒體所報浙江義烏官員叼煙笑對給其下跪的年邁民眾、公安繼而扣押這些民眾的消息，正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加快社會治理方式轉變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