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臺鎮位于北平西南，盧溝橋東面。豐臺自建火車站后，客貨運輸暢通，北寧、平綏、平漢等線路均以此為樞紐，交通四通八達，客貨運輸暢通，被稱做平津的南大門。搶占軍事、政治上的戰略要地———豐臺，自然成了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乃至控制華北的重要步驟。《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簽訂后，蔣介石政府的中央軍和黨政人員即由平津冀察等地撤走。1935年夏的白堅武叛亂失敗后，日本人便開始策劃占領豐臺。

　　在“七七事變”前約兩年的時間內，豐臺一帶由二十九軍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駐防。當時正值侵華日軍積極推進所謂“華北自治”。1935年11月12日，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到北平，企圖“以二十九軍宋哲元為中心，策劃與華北五省自治相關的建立新政權的工作”，并企圖禁止華北的白銀南運，破壞南京國民政府的貨幣改革。為配合土肥原的行動，日本關東軍命令大批部隊集結山海關，然后分批乘火車南下，以對二十九軍進行武力恐嚇。

　　1935年11月28日，由山海關開到北平的日兵67人，由隊長了戒大尉率領，于清晨6時許到達豐臺火車站。了戒到站后，當向北寧、平漢兩站站長提出要求稱：近日來北寧路貨車車皮由豐臺轉往平漢路后多被中方扣留，不予放還。日軍此來系監視北寧、平漢兩路貨車車皮“不準過軌”。此后了戒等人在豐臺站北的大興貨棧看定房屋9間，限下午2時前讓出，并稱日給租金4元。幾經交涉，該貨棧允將臨街鋪面房6間讓出駐兵。

　　1936年5月，日本為了進一步向宋哲元施加壓力，決定以“防共”、“保護僑民”為借口，大規模向平津增兵。而日本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堅持將增兵一部部署在豐臺。從6月21日到30日，日軍分批進入豐臺，并開始在豐臺構筑兵營，與二十九軍駐豐臺部隊相距只有約300多米。

　　1936年6月26日，一列滿載中國士兵的列車開進了豐臺站，火車汽笛聲驚動了二十九軍的軍馬，其中一匹軍馬跑進了日本兵營的建筑工地。中國士兵來到日軍營房門口，要求他們放還軍馬，遭到無理拒絕，雙方爭吵起來。這時，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幾名軍官聞訊趕到現場，要求大家采取克制態度，一場爭端才告結束。然而第二天，一群日軍闖進三十七師駐軍的馬廄進行挑釁，與中國守軍發生械斗。中國士兵被迫奮起自衛，雙方都有人受傷。

　　事件發生后，日方要求宋哲元“道歉”、“賠償”并“撤出豐臺”。宋哲元答應“道歉”，但拒絕從豐臺撤兵，只將與日軍發生沖突的官兵調往北平西郊頤和園，將三十七師一一跂旅的部分官兵調往豐臺。此為“第一次豐臺事件”。

　　8月31日，日僑森川太郎闖入二十九軍駐豐臺軍營無理取鬧，與衛兵毆斗，被刺傷。日軍立即以“駐豐臺日軍感受到了二十九軍的威脅”為由，要求二十九軍撤出豐臺。宋哲元只是派人前去交涉有關賠償、道歉、懲辦打人者了事。

　　此后，豐臺日軍更不斷向二十九軍尋釁。9月15日，日本參謀本部甚至發布命令宣稱：“在華北，萬一發生有關帝國軍隊威信的事件，中國駐屯軍應立即斷然給以懲罰。”9月18日下午，二十九軍豐臺駐軍的第五連孫香亭部在營房外鐵道附近演習，回營途中與日軍中隊相遇，日軍小隊長巖井帶領兩名日本騎兵沖入孫香亭連行進的隊列中，孫部士兵以槍托擊馬。日軍以此為借口，將孫香亭連包圍，并要解除其武器。孫香亭上前交涉，遭日軍扣押。雙方對峙。此時，日軍隊長牟田口廉也聞訊率一個大隊從北平趕來增援，行至大井村，與二十九軍展開槍戰，日軍趁機將豐臺通北平的電話線切斷，強占豐臺重要地點，威逼二十九軍，雙方對峙一整夜，此為“第二次豐臺事件”。事后，日軍要求：“在豐臺地區之中國軍隊最后應撤至南苑或西苑”，但宋哲元只答應中國軍隊移防到豐臺東南方趙王莊、新林莊。

　　此后，日軍用卑鄙手段非法占領豐臺后，以宛平城、盧溝橋為攻擊點的“軍事演習”日益頻繁地舉行。面對日軍的瘋狂挑釁，二十九軍也積極調整了部署，尤其加強了盧溝橋等地的戒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