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啟動的分稅制改革迎來20周年之際，中國開啟了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方案》，會議強調“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并把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財稅體制在治國安邦中始終發揮著基礎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

　　根據方案，未來財稅改革的重點是三個方面，分別是改進預算管理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間財政關系；同時提出，在2016年基本完成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一場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變革，是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新。”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意味著，全面深化改革中位置居前的重頭戲——財稅體制改革正式拉開了新一輪深化推進的序幕。

　　以財稅改革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

　　從1994年開始，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已經走過整整20年。

　　“分稅制改革的背景，主要是由于中央實施改革開放的財力不足，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分稅制改革建立了適應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財稅體制的基本框架，調動了各方積極性，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壯大，財政宏觀調控機制不斷完善，對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對外開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博導王長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肯定了分稅制改革的成就，但同時表示，改革實施近20年來，隨著地方事權不斷擴大，逐漸積累形成今天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權、事權不均衡的局面。

　　王長江認為，這種不均衡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導致地方政府形象下降。

　　“地方政府為了完成需要承擔的事權，不得不增加財政外收支，加重企業、社會負擔，還可能導致腐敗滋生。土地財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為了彌補地方財政收入不足，中央允許地方將土地出讓金歸地方財政所有，這直接催生了土地財政及其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王長江說。

　　他認為，以分稅制為重點，從財稅體制改革入手，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乃至政治體制改革，才是新一輪改革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對此，7月3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闡述了此輪財稅體制改革的意義：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而是一場關系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刻變革，是一次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新和系統性重構。

　　樓繼偉更進一步拿1994年分稅制改革做對比：如果1994年財稅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體制框架，那么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就是要建立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制度基礎，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統籌協調發展提供基礎和支撐。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賈康表示，現代國家治理需要建立現代市場體系，而現代財政制度是這兩者的支撐和基礎。從這三者的邏輯聯接上來看，抓住財稅體制改革這個“重頭戲”，推動配套改革和制度建設，也體現出高層徹底改革和攻堅克難的決心。

　　改革背后凝聚委員智慧

　　作為國內著名的財稅問題專家，自2008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以來，賈康每年的提案都包括財稅改革方面的問題。

　　對此輪改革三個重點———改進預算管理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間財政關系，賈康都有過相關的提案。“財稅體制是我關注研究的重點，每年兩會提案的側重點都會不同，主要根據改革進程、經濟形勢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議內容。”賈康表示。

　　很多民生大事、重大經濟政策出臺的背后，都有政協委員持續不斷的建言和推動。作為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點，近幾年，財稅改革一直是每年兩會的熱點話題，尤其是在經濟學家云集的全國政協經濟界別，很多委員的提案、大會發言等往往會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有25名委員聯名建議“中國應結構性減稅為企業減負”；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一下子提交了“完善分稅制”等4個提案；在眾多涉及減稅的提案和建議中，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李劍閣的《減稅是體制改革、結構轉型和廉政建設的當務之急》提案，被譽為此次兩會“最有分量的提案”，引起廣泛關注。

　　2013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賈康等呼吁“財稅體制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因此，在2014年兩會上，財稅改革成為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在2014年兩會期間，涉及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的提案380件，主要建議有：完善財政預算管理體系，加快建立政府財務報告制度，規范舉債融資制度，防控化解地方債務性風險，推進營改增、房地產稅、資源稅、消費稅、增值稅改革等。

　　財稅改革牽一發動全身

　　“財稅體制改革不是解一時之弊，而是著眼長遠機制的系統性重構；財稅體制改革不是短期之舉，而是長期的系統改革。”王長江說。

　　賈康也認為，財稅改革牽一發動全身，整體方案出臺后，還需要一攬子的配套細則。

　　“此輪改革中，‘營改增’改革已經啟動。營業稅可以說是地方唯一的主體稅種，‘營改增’后按現行體制75%劃歸中央，顯然不行，中央與地方之間財力分配要重新作出整體設計，需要想方設法打造地方稅體系，因此，‘營改增’將倒逼財稅體制配套改革。”賈康表示。

　　他認為，隨著營改增推進，原來百分之百歸中央的消費稅可能要讓出一部分給地方。“消費稅改革中，會調整一些稅目，然后把一部分稅目征收從生產、批發環節改到零售環節，交給地方，這是其方案設計的一個基本思路。”賈康表示，這樣做的好處是不會激勵地方政府大搞招商引資辦企業，而會讓地方政府更加關心轄區內的公共服務與市場環境建設，促使市場購銷兩旺，而同時地方政府過日子增加了一個新的財力來源。

　　對此輪改革重點之一的預算管理改革，賈康認為，地方債陽光化以及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機制，在《預算法》修訂時應該有所表述或作出呼應；轉移支付也需要改進，應提升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專項轉移支付要盡可能整合減并，其比重要往下調。“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不應再附加條件要地方配套，那實際上是逼著地方特別是欠發達的地方弄虛作假，是政府公權體系運作的一種扭曲，會把局面弄得更加紊亂，不符合現代國家治理的要求。”賈康表示。

　　在賈康看來，國家治理現代化有一個重要的條件，也是財稅改革配套體系的一部分是構建信息系統。

　　“如果各個掌握信息的主體，還是傾向于把信息控制在孤島狀態，誰都不愿意與其他部門分享，以求表現自己的獨特價值。比如不動產信息，現在還沒有實現聯網和全面反映，信息呈碎片化狀態，談何房地產調控科學決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賈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