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眼中的投資、債務和GDP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孫琦子 進入增速換擋期的中國經濟真的危機四伏嗎？

　　在那些悲觀的經濟學家眼中，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和不確定因素、一些領域累積了債務風險、高增長時代正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而在成為過去，這些都讓他們覺得，中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

　　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林毅夫仍然認為，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還有20年每年8%的增長潛力。

　　6月4日上午，林毅夫在“首屆中國企業走出去高級管理人才研修班”上，表達了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林毅夫對經濟觀察報說，自己的判斷并非樂觀，而是基于實際數據和經濟理論的客觀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少數派”的理由

　　在大多數觀察中國的經濟學家中，林毅夫是“少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和調控政策挑剔不已，他們認為中國過去依靠大規模投資帶動的高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他們認為，大規模投資不僅為政府造成了過重的債務負擔，同時過于充裕的貨幣流動性為以后的發展和改革帶來了難題。因此面對下行壓力，中國政府必須控制靠投資來刺激經濟的沖動，轉而依靠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

　　然而林毅夫卻并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確實有不少體制、機制問題，但是自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是國際周期因素造成的，而非中國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或其他體制因素，并且，依靠消費來拉動經濟是一種十分危險的主張。

　　林毅夫認為，在不利的國際周期因素影響下，中國經濟要“穩中有進”，維持中高速增長，保證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只能主要依靠內需。但應該是什么內需，國內經濟學界存在很多爭論。他說，消費是基礎。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消費是發展的目的。但消費不能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因”，而應是經濟增長的“果”。如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提高，收入就不能增加，在此狀況下，消費增長只能依賴儲蓄。如收入不增長，隨著儲蓄減少，消費最終需要舉債。當債務到期無法償還時，經濟危機不可避免。

　　林毅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增加消費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必須不斷提高，而且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而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依靠的是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將資源配置到生產附加值比當前更高的產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要以投資為載體。隨著產業的升級，生產規模不斷增大，市場范圍也隨之擴大，交易成本必然上升。為此，必須不斷完善交通基礎設施，這需要投資。當然，必須是有效投資，不能投資于過剩產能，應該是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的投資。

　　調控新路徑

　　中國政府正在采取的調控措施，與林毅夫的判斷是一致的。

　　6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建設綜合立體交通走廊，打通長江經濟帶；討論通過《物業發展中長期規劃》；同時決定簡化合并增值稅特定一般納稅人征收率以減輕企業負擔。

　　這是國務院通過投資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嘗試，這樣的政策部署在近兩個月以來不斷出現。不過，與以前不同的是，當下國務院對投資的部署更多的注重社會資本，而不是依靠政府和國企投資。一個證明是，今年4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推出了首批80個面向社會的重大投資項目。

　　6月12日，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司長黃民對外解釋說，這些項目從方式上要改變，這次推是面向社會資本推出，以社會投入為主，尤其是鼓勵民間資本的投入。按我們的想法，也就是這80個項目主導的應該是社會資本，部分項目應該是民營資本主導。

　　對于剛剛經歷過4萬億投資的中國經濟而言，通過投資來提振經濟是“敏感”的一招。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新一屆政府的調控手段正在去行政化，經濟學博士出身的總理李克強正在逐漸告別凱恩斯學派的思路，更加尊重和信任市場的力量。他們認為，即便面對下行壓力，政府也不應該通過大規模投資來刺激經濟。

　　林毅夫不愿意將李克強總理定義為“凱恩斯學派”和“新供給學派”的任何一方，他對經濟觀察報說，“克強總理是實事求是派。”

　　林毅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當前中國有效投資的機會非常多。2013年中國人均GDP達到680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產業和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空間巨大，二者都離不開投資。”

　　林毅夫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欠賬還很多。雖然城際間的高鐵、公路、機場建設較多，但城內軌道交通、地鐵和道路建設嚴重不足，地下管網明顯老化，許多城市被堵車和城市內澇困擾。上述領域的投資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再次，中國環境壓力大，節能減排和治理污染都需大量投資。此外，中國的城市化率是53%，相較于發達國家70%-80%的平均水平，中國仍處于城市化進程中，也亟需加大基礎設施和市政建設投資。有效投資的機會眾多，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最大差異。

　　在林毅夫看來，中國資金也十分充足。首先，從政府財政角度看，根據去年6月國家審計署的數據，中央和地方政府負債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40%，在全世界屬最低水平。發達國家的負債率普遍超過100%，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超過100%，中國還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巨大空間。其次，中國儲蓄率高達50%，可利用政府財政資金來撬動民間資金，擴大投資。此外，中國還有3.9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全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進口所需的外匯儲備充足。這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最大不同，因此，只要根據當前國際金融經濟形勢，采取有效的反周期政策，中國經濟增長率就能維持在期望的水平。

　　地方債“三藥方”

　　但是大松大緊的投資已經多次被質疑，2008年4萬億的投資就被認為隱含了一定風險和問題，地方債務就是其中之一。在過去的幾年間，中國的政府性債務不斷膨脹。這讓不少人擔心中國債務風險會集中爆發。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將地方債務問題列為中國經濟2014年下半年要闖的首個關口，他說，2014年到期需償還的債務約為2.4萬億，財政收支矛盾較大。

　　但林毅夫認為，地方債務的總體規模在可控范圍內。他對經濟觀察報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債務規模并不高，而且都是內債，即使局部出現風險，也不會導致波及全國的系統性風險。其他國家的債務主要用于支持消費，而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大多用于投資，而且優良資產居多。有資產作為抵押，如無法償還，可進行資產重組，所以地方政府的實際債務并不想中的嚴重。

　　林毅夫說，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比例并不高，主要問題在于，地方政府是借短債去做長期投資。地方政府無論是向銀行融資，還是利用地方投資平臺通過影子銀行融資，借貸期限通常是1至3年，但投資項目一般是長期項目。雖然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地下鐵路或管網都是好項目，但投資回報周期長，有的長達20年甚至30年，而其債務必須在1至3年內償還。現實中，債務到期后往往因為不能舉新債還舊債，造成無力償還。在此狀況下，前段時間銀行發債太多，比例太高，杠桿太高，所以要加強對銀行的監管，但地方政府如不能舉新債，就不能償還舊債，大量的影子銀行應運而生，利率顯著高于銀行借款利率，加大了地方政府的還債壓力。因此，“短債長投”是最大的問題。

　　這位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為解決“短債長投”問題開出了三個藥方。他認為最佳之策是，允許地方政府發城建債，通過長期債務融資來做長期投資。為此，必須對現行法律作適當修改，允許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其二是，通過調整銀行放貸政策，鼓勵和引導地方政府直接向銀行融資，而不是求助于影子銀行，這樣，不僅利息成本低，且十分透明。第三個藥方是，由中央政府代為地方政府發債。

　　林毅夫說，“根據今年兩會公布的數字，中央政府將代地方政府發4000億元的地方建設債，這一數字還可提高。”

　　林毅夫的判斷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施政理念是一致的。李克強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的地方債務總體安全可控。而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上，李克強將“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把地方政府性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推行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防止和化解債務風險”納入2014年政府工作的部署。

　　5月21日，十省市試點地方債自發自還，此前4月23日首批80個鼓勵社會投資示范項目公布。地方債自發自還打開發債“正門”，地方亦可以用PPP手段緩解債務壓力及風險。這兩大政策同日出臺，傳遞出中央緩解地方融資壓力的積極信號，政府也積極響應，廣東省當日公布，2014年自發自還債券148億元。

　　2009年8月18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就全球經濟形勢深入交換了意見。四年后的2013年11月，就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聘任林毅夫為國務院參事。

　　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李克強一直希望能夠為中國經濟找到一條既能保證短期增長，又能著眼長遠健康發展的調控之路，但下行的壓力和諸多不確定因素一直在考驗著政府的調控智慧和政策手段。一些缺乏耐心的市場人士急切地張望著改革的紅利能盡快出現。

　　林毅夫對經濟觀察報說，只要繼續發揮后發優勢，充分挖掘發展潛力，認真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制度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發揮政府因勢利導作用，將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有機結合起來，不管國際經濟形勢如何變幻，我們中國經濟維持穩定快速健康的增長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