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得志（1911－1994），原名楊敬堂，湖南醴陵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自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的工農革命軍第七師，楊得志開始了他半個多世紀的軍旅生涯，從一個農家子弟成長為我軍一代名將，為革命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在紅軍時期的傳奇經歷已經成為人民軍隊發展壯大時期的一個縮影，久為世人所津津樂道。

　　第一支槍的來歷

　　參軍后，楊得志在紅七師當師部通信員，很快便調到師屬特務連三排七班當戰士。當時，由于條件艱苦，只有戰斗連隊才能發槍。楊得志以為終于可以打槍了，到七班后，七班長卻只發給他一個梭鏢頭。楊得志認為班長有意不給他發槍，生氣地沒有接那支梭鏢。七班長見狀，集合了全班同志。結果楊得志發現，原來包括班長在內，大家手中的武器全是梭鏢和大刀。

　　湘南暴動開始后，楊得志參加了他平生的第一次戰斗。戰斗開始前，楊得志告訴班長說：他要靠梭鏢來繳兩支“漢陽造”，一支給自己，一支給班長。

　　夜里，楊得志所在部隊向敵人發起偷襲。仗一打起來，楊得志發現一個拖著步槍逃跑的敵人，就追了上去，繳了敵人的槍。但仔細一看，他繳獲的這支槍根本不是“漢陽造”。楊得志正在審視自己繳獲的槍時，一個戰友叫他趕緊去班長那里去。楊得志來到班長身旁時，發現班長已經身負重傷。班長見到楊得志到來，已經沒有力氣講話，只是指著身旁的一支槍。楊得志順著班長手指的方向望去，發現那里放著一支“漢陽造”。

　　幾天后，楊得志背著班長用鮮血換來的“漢陽造”，踏上了去井岡山的路。

　　在“管理”崗位上

　　1932年初，任紅十一師炮兵連連長的楊得志調到紅四十五師任管理科長。對于紅四十五師的首長，他一個都不認識。只知道師長叫尋淮洲。

　　到了紅四十五師師部，有人告訴楊得志：師政委要找他談話。他來到一間低矮的民房前，劉政委把他讓到屋里。劉政委讓楊得志坐下后，他才注意到屋里還有一個人。這人年紀不大，看上去頂多20出頭，個頭很矮，他坐在桌前，手里握著支紅藍鉛筆，在一張紙上亂畫。

　　劉政委問楊得志：“聽說你不太樂意做管理工作？”楊得志告訴劉政委：自己想留在連隊打仗，因為管理工作婆婆媽媽的事多。

　　劉政委聽楊得志講完，對仍然低著頭在紙上亂畫的年輕人說：“你談幾句吧，師長！”聽劉政委喊他師長，楊得志大吃一驚，“霍”地站起來。

　　尋淮洲放下手中的筆，一邊讓他坐下，一邊說：“管理工作不好干哪！你知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句話嗎？糧草先行，為的就是兵馬要動。政委要我講，我就講四個字：你得干好！”說著他又在楊得志肩膀上拍了兩下，重復道：“你得干好！”

　　于是，楊得志走馬上任，雖然盡心盡力，也有遭埋怨、受白眼的時候。有一次，部隊移防前，他帶著一個管理員提前到宿營地號房子。那天，他們把師特務連的住處，安排在一所祠堂的走廊上。本來，走廊比較寬，兩人又專門鋪上稻草，邊上再用木板擋起來，覺得很不錯了。誰知，部隊到達前下了一場大雨，把走廊、稻草都打濕了。楊得志和管理員正在為難，部隊冒雨趕到了。特務連長聽說連隊要宿在這水淋淋的走廊上，很不高興，就對部隊喊：“把稻草扔到外面去！”戰士們按他的命令，往院子里扔稻草。

　　楊得志趕上去，提醒他注意影響，但被對方搶白了幾句。一氣之下，楊得志跑到師長尋淮洲那里辭職。但尋淮洲卻說：“聽說過‘宰相肚里能撐船’這句話嗎？我們不是封建朝廷的官，我們是共產黨員。肚子里撐不下船，還盛不下幾根稻草呀？”一席話猶如醍醐灌頂，讓楊得志立刻表示愿意安心工作。

　　全憑腦子“儲存”的學習

　　1936年6月1日，陜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舊廟堂前紅旗招展，“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第一期開學典禮正在舉行。這時，作為紅二師師長的楊得志，論戰功完全夠資格進入“紅大”學習。不過，他正揮戈奮戰在西征甘肅、寧夏的戰場上。聽到許多老戰友進入“紅大”學習，他內心非常羨慕。

　　1937年1月19日，為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遷到延安繼續辦學。于是，原來計劃的“紅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稱為“抗大”第二期。就在1月底，楊得志接到上級命令：到紅一軍團部帶領一批干部，到延安“抗大”學習。到了軍團部，楊得志才知道：參加這次學習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同志，帶隊的是他和陳賡。

　　第二期開學不久，副校長劉伯承來校講話，他風趣地對大家說：“我們這個學校的名字叫做‘抗日軍政大學’。同志們，我是上過大學的，而且是在外國上的。毛主席問過我，說：我們的這個大學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學比呢?我說可以比，硬是可以比來。他們有寬敞的教室———大得很來———我們沒有;他們有漂亮的教學用具———我說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們沒有;他們有許多教授———大名鼎鼎來——我們呢?有！毛主席就是頭一位嘛！周恩來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過面包的來。還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們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揮過不少漂亮的戰斗，也可以當‘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們還有他們根本沒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窯洞。所以那天我對毛主席說:我們這個學校也可以叫‘窯洞大學’嘛!你們同意嗎?”

　　楊得志等人以熱烈的掌聲回答了劉伯承。

　　“抗大”住窯洞，露天上課，背包當凳子，膝蓋當桌子，這些困難對于楊得志，都算不了什么;但對于他來說，文化和理論基礎差是最大的困難。楊得志曾回憶說：“那時沒有教科書，講義也極少，每隊有幾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黃又粗的紙上或者是標語口號紙的反面，有的字刻得潦草，難認得很。有時教員講半天，有些記不下來，只得全憑腦子‘儲存’。”

　　面對這些困難，楊得志也有對抗的辦法。他放學后憑借記憶力強，把課上的知識馬上抓緊時間復習，這樣，課上的內容也就能隨之消化。對于自己實在無法理解和記不住的，他就虛心向同學們求教，其中，陳賡和姬鵬飛是他問得最多的人。

　　楊得志認為，毛澤東的課最為生動形象。他記得，有一次，毛澤東給他們學員講到促進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時，打了個十分形象的比喻：對付蔣介石，就要像陜北的農民趕著毛驢上山，前面要人牽，后面要人推，牽不走還得用鞭子抽兩下，不然它就耍賴、搗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我們用的就是陜北老百姓這個辦法，迫使蔣介石起碼在口頭上承認了陜甘寧邊區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張。毛主席風趣幽默的講話，不但把楊得志完全吸引住，以至于這堂課的每一個字，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