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記者  杜軍玲）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而在全國政協委員馮俊看來，農民工的市民化包括四個層面的涵義：一是由非城市戶籍人口變成城市戶籍人口；二是由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上的務工人員變成正規勞動力市場上的非農產業工人；三是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文化風俗和意識形態的城市化；四是農民工的科技、文化、法律和政治素質的提高。“農民工順利地融入城市生活并轉變為城市居民，除了戶籍變更之外，其他幾項都需要教育培訓來實現。而且這種教育培訓已經刻不容緩。”

　　“農民工市民化的工作不應該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攬。”馮俊說。目前，服務于農民工的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各類民辦職業介紹中心、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各種民辦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法律援助中心、農民工維權中心；各種心理咨詢機構；各種文化娛樂組織；行業協會和其他各種服務于農民工的志愿者組織等。雖然它們的服務領域與服務功能各異，但是都可以在農民工市民化教育培訓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不過，馮俊說，現實中這些社會組織的工作面臨著許多困難，政府對于它們的作用重視不夠，支持的力度不大。由于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溝通協調不暢，導致社會組織發揮作用的邊界不清楚，民間的作用和政府的需求不對接等。因此，他建議，政府應該支持社會組織在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發揮教育培訓作用。

　　馮俊說，社會組織的草根性決定了它更有利于促進農民工的思想轉變，更容易發揮出促進農民工再社會化的作用。他舉例說，“老娘舅”、“知心媽媽”等已經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新“名片”。“政府不需要走到前臺，可以把這些事情交給社會組織做，政府給他們創造環境，提供政策支持和部分經費支持，或者按照他們提供服務的多少和質量付費。”

　　馮俊表示，政府應該支持和鼓勵社會組織，特別是草根社會組織更多地參與對貧困者、農民工等弱勢社會群體的救助，包括對其進行法律和維權知識方面的培訓，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以非政府力量為補充的社會救助系統，避免政府包辦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