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試點近50天之際，廣州市“嬰兒安全島”試點工作情況通報會宣布：暫停試點“嬰兒安全島”，主要原因是短時間內接收棄嬰數量已經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極限，需要暫停試點進行總結，并做好已接收嬰兒的防疫、分流等工作，條件成熟時再適時重開，重新啟用時間另行公告。（3月17日《廣州日報》）

　　與此同時，南京市社會兒童福利院院長朱洪向記者透露，南京“棄嬰島”自啟用后，也是倍感壓力，接收的棄嬰數量驟增，多到讓他們感到吃不消了，相關部門也在考慮“棄嬰島”是否要繼續試點下去。如此看來，“棄嬰島”停擺有可能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并導致一輪大面積的停擺潮。

　　這樣的情況恐怕是管理部門所未能想到的，畢竟“棄嬰島”并非國內首創而屬于“泊來品”。然而人家運行自如的模式，何以到了國內卻成了無以承受之重，這樣的反差確實值得反思。原本以為，“棄嬰島”可以讓棄嬰行為更加規范，從而給他們提供政策性的保障，使他們免受被傷害的恐懼。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困局，還在于出現了責任的錯位與走偏。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父母都有撫養孩子的法定義務，拋棄和遺棄嬰兒、兒童，輕則屬于違法，重則屬于犯罪，會以“遺棄罪”之類的罪名定性并追究責任。實際上，設立“棄嬰島”不是讓政府承擔撫養責任，也不是鼓勵家長采取遺棄行為，而是提供一個避免惡意遺棄，造成傷害的場地，給予孩子以保護和家長改正的機會。在國外，雖然父母將嬰兒遺棄于“棄嬰島”在可以從輕處理，但不過是給予家長自責和后悔的機會，并不是“政府代勞”。

　　反觀國內卻發生了變形走樣，只接受不處理造成了責任錯位。在接受遺棄的同時，若是相應的救濟和執法不能跟上，則家長很難出現后悔與自責，“誰家的孩子自己抱”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并因此加重公共救濟的責任壓力，造成“嬰兒安全島”無以承受之重。

　　從現有的情況來看，“棄嬰島”收養的孩子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百分百是中重度病殘。如此看來，這也是家長拋棄孩子的主要原因，并為“棄嬰島”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具體分析，棄嬰的動機和成因復雜而多元，一是由于婚檢制度的退化，科學生育素養不足，優生優育的狀況不理想；二是醫療保險的政策傾斜度不夠，生育之后的治療成本過高，從而催生了“人性之惡”; 三是法律知識普及不夠，對于棄嬰的法律責任缺乏認識。

　　有人認為，“棄嬰島”的行為屬于情與法的糾結，原本兩者之間并不構成沖突，但由于公共管理機構在強化道德的同時，弱化了對法律責任的履行，從而才出現了行為上的偏差。“棄嬰島”所帶來的尷尬正在于此，若不能解決棄嬰背后的誘因，從事前、事中和事后給予全面治理，那么“棄嬰”和“救助”之間就會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其行為也很難得到規范。要化解時下的尷尬需要多方入手，但如何從源頭上減少和遏制棄嬰的行為，才是棄嬰島存在的真正意義。某種意義講，“棄嬰島”無以承受之重也是對社會治理能力的有效檢驗。